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6.2.4，A13版
上網：20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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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愛國，朝廷，啟蒙，流氓無產者，愛黨，馴服工具，家長意志，個人崇拜

　　流氓無產者　以整人為樂

　　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引述英國文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話：「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最後的庇護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在資中筠說「愛國非愛朝廷」之前，有些學者引述「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一語，述評「一黨領導」體制下「愛國主義」的虛偽。韋大林的〈「愛國」是如何成為賊的〉說：

　　「在『愛國主義』的金字招牌後面，不僅隱藏了流氓無賴，還隱藏了……暴君……唱紅打黑、維穩強拆、太監、貪官等。」

　　韋氏說的流氓無賴，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常提到的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階級，見於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收入此術語。

　　所謂流氓無產者，原是指無產階級的最底層，沒有財產、知識程度低，或也沒有正當職業者，如流氓、地痞、扒手、盜墓者。後來，泛指流氓型的貧困者（也有非貧困的知識階層），大都奸詐、善鑽營，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告密的「積極分子」，以「拳頭出罪名」和以「愛國」之名「忠於領袖」聞名。列寧、毛澤東的紅色革命，吸收了許多流氓無產者，有的還當了官，如二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

　　北京思考型學者，借用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軀殼」，描劃當今「愛國者」的虛偽。韋大林把高喊「愛國」的狠鬥者視為精神太監即政治太監：

　　「崇拜並依附於領袖的精神太監，他們習慣於響應領袖號召，學習領袖指示，感恩領袖栽培，充當領袖的工具，歌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迷戀、熱愛領袖領導下的黨權國家。……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領袖的召喚下，他們才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感到自己還活著，還有價值。」 　　

　　以愛國之名　頌聖和告密

　　北京作家木然也觸及流氓無產者：

　　「高喊革命理想，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那些人……是毛澤東主義信徒，去打人，去殺人。他們穿上共產主義理想的外衣變成了實實在在的野蠻人。……在精神上完全聽從領袖的擺布。」

　　朱大可的〈告密者：一種歷史幽靈的閃現〉，述評以告密為樂的「愛國者」：「告密……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

　　近期在台、港、陸轟動的周子瑜事件，也被視為以「愛國」之名告密抹黑他人的流氓無產者行徑。

　　愛國非盲從　獻媚違民意

　　思考型學者之質疑「愛國主義」，是因為中共十八大後政局向更左方向轉，回到毛澤東造神的老路；在造神的個人崇拜之下，強化思想意識控制和「愛國主義」政治教育。

　　最近，官方的宣傳主調是：「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引導人們……培養昇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深厚感情」；有的官方文獻，還宣揚「三絕對」：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領導人絕對權威。

　　上述的主調，突顯「愛國主義」以「愛黨」為首位。在執政黨大於國、黨大於法、權大於法的政治體制下，執政黨高度集權，頂層的家長意志或地方的長官意志，形成不同層級的一言堂；所謂愛黨實際是順從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民眾只能「聽黨的話，按主席（總書記）的話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

　　「愛國主義」既然以「愛黨」為第一要素，當權者以「黨」和「愛國主義」為名發動的政治運動、發布的政策和政令，民眾只能盲目聽從，以致許多違背常識和科學、侵害民眾利益的舉措，成為失去理性的所謂群眾運動，如1958－1960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水稻畝產從二、三百斤吹到13萬、17萬斤的「豐產衛星」。

　　這場以「愛國」為名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形成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權風，勞民傷財，損害民眾利益，更造成大飢荒、3000萬人餓死（大部分是農村居民）。

　　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之下，跟著毛澤東發瘋把鐵窗、飯鍋丟到「土高爐」燒焦充鋼鐵，才是「愛國主義」；懷疑大躍進、全民煉鋼和「豐產衛星」，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這恰如《貞觀政要》描述的官場之弊：「讒諛競進以求媚，……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

　　奴化人民的社會控制，是思考型知識分子無法接受的。愛國，不是對家長意志、長官意志的絕對順從，不是閉上眼睛擁抱「極左的一套」、逢迎政治權要的個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