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前蘇聯共產黨執政體制的影響
史達林一方面把列寧當時的臨時性做法固定化絕對化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另一方面丟棄列寧的正確思想，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國家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壓制打擊黨內外不同意見，把蘇共黨的執政變成了一人專制。這不僅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使得社會主義國家被稱為極權主義政權，而且嚴重誤導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一黨制。列寧在針鋒相對地駁斥反對派政黨指責布爾什維克黨是「一黨專政」時說「我們就是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列寧在這裏所說的堅持「一黨專政」，本意是要堅持黨對蘇維埃政權的領導這一原則，但當時俄國複雜的政治局勢最後促成「一黨執政」，這是特定條件下的激烈作法，並非等同於堅持黨的領導原則本身。由於後來史達林把這些做法固定化，並宣傳成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體現，這就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
我們把堅持黨的領導原則與「一黨執政」方式劃等號，建立起權力壟斷、以黨治國的執政體制。執政以後，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改造、大辦人民公社、大躍進等問題上黨內高層都有著不同的意見，一方面1954年後的國家政治體制設計中，缺乏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進入國家重大事務決策的法理路徑，黨內最高領導人以加強黨對國家領導的要求，重提戰爭年代黨的「一元化」領導，並建立起執政後黨政不分、以黨代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和權力運轉機制。
同時，由於把黨的最高領袖看做是黨的化身和體現，強化領袖個人對全黨和國家的政治控制，又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思想指導下，五十年代中期後國家的民主立法與法制建設進程實際停頓下來甚至往後倒退。這就不僅導致人大被虛置，執政黨直接指揮政府，直接行使國家職能，影響著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的正常運轉，而且使執政黨自身發生異化：即執政黨國家化、黨的組織行政化、黨的領導權力化、領導幹部個人集權化、特權化。
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建設必須以憲法制度為保障，並取得全社會認同，才能使國家獲得長治久安的法理保障。但我們長期以來忽視憲政民主建設，依賴於政績和領袖魅力鞏固執政合法性，這就使得執政基礎有著難以克服的政治脆弱性，執政黨就被籠罩在「亡黨亡國」危機陰影下。
隨著社會急劇變化與矛盾衝突的積累，執政黨對此的憂慮也愈加深重，而這又反過來迫使執政黨強化個人權威，強化政治控制力度，從而進一步加劇人治弊端、削弱憲法和法治權威。這樣下去，客觀上促使國家政治發展進入一個背離民主趨勢的惡性循環，最終可能導致發生更大的政治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