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港澳台新高　紅中排名低

　　評分區間從0至100分（最高），分為5個等次：

　　80—100分，第1等次（充分自由，1—6位）；
　　70—79.9分，第2等次（相當自由，7—35位）；
　　60—69.9分，第3等次（有限度自由，36—94位）；
　　50—59.9分，第4等次（欠自由，95—158位）；
　　50分以下，第5等次（不自由，159-180位）。

　　華人聚居的6個經濟體，排名、評分如下（括號內2017年人均GDP，是國際貨幣基金數據，排名加入全球平均數1.05萬美元及港、澳、台等之數據）：

　　第1位香港，評分90.2，第1等次（2017年人均GDP 4.61萬美元，全球排名16）；
　　第2位新加坡（華人約佔70%），89.4，第1等次（5.77萬美元，排9）；
　　第10位台灣，77.3，第2等次（2.57萬美元，排35）；
　　第22位馬來西亞（華人約佔24%），74，第2等次（0.98萬美元，排71）；
　　第34位澳門，71，第2等次（7.74萬美元，排3）；
　　第100位紅中，58.4，第4等次（0.86萬美元，排76），低於俄羅斯。

　　在各類全球排名中，經濟自由度的高低，與人類自由度、營商環境好壞相關。

　　在不久前發表的2018年度人類自由指數，華人聚居的經濟體排位是：香港3，台灣10，新加坡25，馬來西亞110，紅中135（評估的經濟體總數162個，澳門未列入）。　　

　　2．波羅的海國　脫共進步快

　　經濟自由度排名高位的前35位（1、2等次），絕大多數是西方先進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亦有亞洲的日本、南韓等。在全球營商環境指數、人類自由指數、新聞自由指數、廉潔指數中，它們都在高檔之列。

　　5個現存的「老共」（老牌共產政權、共產經濟體，中性陳述語），經濟自由度均低。排100位的紅中最高，其他4個是：110位的紅老（撾），128位的紅越（南），178位（倒3）的紅古（巴），180位（倒1）的紅朝（鮮）。

　　前3個列第4等次，後2個在第5等次（不自由）。

　　原東歐「老共」，在1991年蘇東波後走向自由化的國家，特別是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經濟自由度提升快。在2018年度的排名榜均在35位之內，在1、2等次。它們原被蘇聯侵佔、成為15個加盟共和國的成員，1991年「脫共」後，「回到自由歐洲懷抱」的步伐又快又穩。

　　愛沙尼亞排15，緊靠丹麥（14）、荷蘭（13）、美國（12）；其2017年人均GDP 1.98萬美元，相當於紅中的2倍多。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分別排21、35。

　　在蘇東波前就有反抗蘇聯嚴密控制、公眾追求自由的幾個東歐國家，排位都是中上等次：捷克23、波蘭46、匈牙利64、斯洛伐克65。捷克在第2等次，其餘在第3等次，遠高於現存的「老共」。

　　3．老共無政改　經改不徹底

　　經濟自由度的高或低，關乎三大社會因素：法治、自由的社會制度、市場體系。西方先進工業國具有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保障公民自由、私有產權和構建公平競爭的自由營商環境之自由社會制度，建立和完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

　　「老共」和「前老共」排名低的根源，在於缺乏法治、制度、市場優勢，亦同結構性改革相關。

　　波羅的海3國和原東歐的一些「老共」，既有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亦有政治自由化的變革，在經濟領域，拋棄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之路；在政治領域，走向公民享有普選權的自由、民主政治之路。

　　經濟和政治的結構性改革，提升了經濟自由度並大幅度改善民生，人均GDP遠高於5個「老共」和威權政體的俄羅斯。

　　5個「老共」和俄羅斯、中亞的上合成員國，仍遠離法治之道、自由的社會制度，又不具備真正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原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弊端沉渣太多，導致經濟自由度偏低。

　　紅中推行經改號稱有「40年歷史」，GDP增長率一直很高，經濟規模（GDP總量）居全球第2位。與「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毛時代（1949-1976）相比，經濟實力增強了，民生亦有改善，但真正的政改並未啟步。

　　紅中的經改亦未深化，計劃經濟體制的官方指令控制、指導控制仍然很強；國企仍處於獨大的特權地位，民企未獲真正公平的起步點。黨大於國、黨在法上和家長／長官意志高於一切，也損害了民眾的經濟自由權。

　　 4．近年講政治　強調敢亮劍

　　這幾年，官方強調「講政治」和「偉大鬥爭」，天天喊「敢亮劍」，經改停頓下來，政治控制經濟運行、國企享特權獨大更甚。食物、藥品、「保健」商品監管不善【註1】，劣、假、過期產品氾濫，大大增加民眾的健康和生命風險。

　　傳統基金會的國際貿易和經濟中心主任泰瑞．米勒（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日前發表講話指出，紅中的經濟高速增長，人均GDP卻低於全球平均數，經改處於「停滯狀態」；在政要極度集權之下，口號多，實質的改革少，意識形態管控壓制了經濟自由化（大意）【註2】。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深入了解並研究社會現實。他最近的分析文章指出，社會需要真正的改革，「以行政調整和事務性變革，冒充改革開放意義上的大轉型，來搪塞糊弄舉國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他認為，改革開放已於5年前終止。　　

　　5．有政治干預　礙司法獨立

　　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已有25年歷史，香港長期維持首位。經濟自由度能領先，關乎原有的制度優勢。

　　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的社會制度，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是香港悠久的制度優勢。香港的軟實力，還在於具有活力的民間社會，包含獨立的民間傳媒、自主的宗教、壓力團體和保障人權的非政府組織等。

　　這些年來，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在弱化中。其中，司法獨立面對政治干預的陰影【註3】，維持法治的難度大增。新聞自由又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自我審查」漸成「氣候」。許多港人雖關注這些危機，卻有濃濃的「無力感」，處於百般無奈的困惑中。

　　除了法治、自由層次面對的一些障礙，政府的行政管理理念、水準也令港人質疑。例如，醫護人手不足和醫療事故頻仍；派發4000元的「行政笑話」，拷問官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註：

　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15556
　2．美國之音2019.1.27。
　3．按照憲法判案 香港法治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