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村農民的維權之路艱險，領頭人、原民選的村委主任林祖戀（原名林祖鑾，71歲）及其孫被拘押，原定21日上訪鎮政府受壓而告吹。

　　烏坎村，以農民群體上訪維權、社會抗爭聞名，是廣東省東部沿海汕尾市（地級市）陸豐市（縣級市）東海鎮管轄的村莊，東鄰汕頭市。

　　在廣東21個地級市中，汕尾是較小的市（表），市內居民多為「鶴佬」潮州人。其中的陸河縣則「半鶴半客」，客即以客家話為第一母語的客家人。陸河縣出了一政界名人：客家人謝非（1932—1999），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接潮州人林若，林若接來自遼寧的任仲夷）。

　　烏坎村民數千人連日在村內集會，聲援林祖戀，抗議當局編造受賄罪把他拘押，表示將繼續追查村內九千多畝土地被出賣的黑箱作業，堅持「還我土地」的訴求。

　　烏坎村民的群體抗爭，並非孤立的社會事件，各省都有因「集體土地」流失或土地出讓收益被官員侵佔而抗爭的事件。地方官對事件的處理，因「政治氣候」的變化而有很大的差異，地方的土地財政利益糾結、維穩至上的僵化教條，導致官民衝突難以化解。

　　政治氣候變　上訪風險增

　　按照中共中央對所有制（產權）的規定，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歸所在地農民「集體所有」。但是，鄉鎮、村的「集體土地」出讓，由「黨政一把手」或極少數掌權者決定。

　　烏坎村民有潮州人（以閩南語系潮州話為第一母語，潮州話又稱潮汕話）族群團結的「鄉土性」，多年來與維權硬漢薛錦波（前幾年被打死）、林祖戀等一起，追究被鄉鎮、村幹部侵犯的土地權益。2011年，有較大規模的群體上訪、請願。

　　2011年的烏坎事件，發生於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胡溫提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執政觀，並有四大民權的承諾（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儘管因維穩、政法系統和宣傳系統仍由「太上皇」遙控而難以「兌現」承諾，但在一些地方創造了避免以武力鎮壓群體事件的例子，如貴州甕安事件、廣東烏坎事件。

　　2011年烏坎村民上訪、請願，遭到汕尾市委書記鄭某粗暴對待，他還以粗言大罵香港傳媒、記者。

　　烏坎事件從地方武警鎮壓的邊緣走出和平之路，一方面與整個「政治氣候」有關，另方面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政治局委員）、省長黃華華，是相對較開明的地方大員，主張以和平方式化解社會抗爭事件，派出以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的省委工作組進村調停。

　　工作組認為，「烏坎村群眾上訪事出有因，大部分訴求是合理的，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可以理解。此舉受到烏坎村民的歡迎，逐步消除了對立情緒。」工作組讓有民意基礎的林祖戀接任烏坎村的黨總支部書記。這就是12月20日的「汪洋拐點」。

　　2012年後，林祖戀和村民的「還我土地」訴求，因來自市、鄉鎮官員的障礙而未實現，故打算在今年6月21日上訪鎮政府。但是，「政治氣候」已大變，政局左轉，「敢（強）亮劍、震懾力」成為地方維穩的「聖旨」，他有遭受秋後算帳的風險。

　　以口袋罪名　抹黑抗爭者

　　被拘押前，林祖戀在有香港記者在場之下，表示已面臨被抹黑、拘押的風險，對付他的手段會「很黑的」。

　　他於18日凌晨被一群武警押走，汕尾市和陸豐市黨官聲稱，他「涉嫌利用項目建設管理職務便利，在民生工程項目發包等環節收受賄賂，數額巨大」；21日，汕尾官方電視台播放他照稿唸的「認罪書」。烏坎村民認為，這是官方秋後算帳的報復，他是要救孫子（已獲釋）而被迫自污的。

　　法院未審理前，地方官就迫林祖戀公開認罪、變相示眾，違背刑法和刑訴法，侵犯人權。

　　在非法治的社會，掌權者嫁禍迫害人輕而易舉。

　　在毛時代，給人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就可關、管、殺；現在的「強亮劍、震懾力」，則以「口袋罪」如受賄、尋釁滋事或企圖顛覆政權（主要針對文人、律師和鼓吹自由、民主者），抹黑、嫁禍不服從者，是很普遍的事。浙江就有堅持上訪的村長被汽車撞死、抗議十字架被強迫拆除的神職人員被指為「受賄」。

　　地方的黨政領導機關，有土地財政的利益鏈，地級市、縣、鄉鎮，都依賴出售土地維持財政收入，對處理農民上訪、被強制拆遷的事拖延或敷衍。不少官員掌控土地，在黑箱作業中大肆貪污，更攔截農民上訪。

　　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和「面子工程」，不少地方官以維穩之名任意打壓維權的農民，甚至有官、商勾結或官、黑勾結迫害農民之舉。

　　胡溫新政時　說農民三權

　　改革家溫家寶主持國務院時（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重視三農工作，在胡錦濤支持下實施「多予少取放活」的讓步政策，讓農民、農業、農村有些休養生息機會；他要求地方官必須維護農民的土地三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不得違背農民意願強拆、收回承包地。

　　但是，不少地方官只顧地方的土地財政，更有人控制土地出讓權謀取私利或大肆貪污。2009年3月，國土資源部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提到三個偏差：
　
　　「一是一些地方在短時間內大批量徵地，操作程式不規範，個別地方甚至動用警力強行徵地拆遷；二是一些地方對被徵地農民的補償安置不到位、不執行，侵害被徵地農民權益；三是一些佔地項目不執行『佔補平衡』；四是一些地方借機突破政策界限，未批先用、借機圈地、搭車用地等違規違法問題出現反彈。」

　　北京的不少學者提到，地方當局的「黑社會化」，是不可忽略的弊病。關於社會抗爭的處置，著名律師陳有西稱「靠高壓而不是靠疏導」。他說：「現在的維穩方式，用的經費很多，強制拆遷，抓人截訪，方法簡單粗暴。……一些地方官員驕橫跋扈，被權力沖昏頭腦，公開以黨自居，說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黨。」

　　社科院的社會學專家于建嶸認為：「執政黨要反思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穩定……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他說：「地方政府以穩定為借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很嚴重。」

　　須建立法治　走文明之路

　　2013年亞文革以來，地方政府應對社會抗爭的暴力化、黑社會化加劇。這種官場現象，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弊端：社會遠離法治。

　　在利益多元化之下，社會抗爭和官民衝突的處置，有賴符合文明社會的法律和良好的司法制度，以法律訴訟、法院獨立司法的方式解決。

　　在司法不獨立、法律只是政治丫環的社會，土地權益的社會抗爭，不由法院依據法律獨立裁決，而是按政治需要去處置，實是按家長意志（按高層批示或「系列講話」）或長官意志行事，名為「維護領導權威」，實無民眾認同的權威。地方官隨意抹黑捏造罪名和刑訊逼供，積怨更深，如《後漢書．丁鴻列傳》言：「小民吁嗟，怨氣滿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