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 2016.5.12，A18版
上網：201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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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唱紅歌，毛文革，回潮，反思派，頌毛派，五一六通知，文革遺毒，個人崇拜

　　北京的5月紅歌大演唱，引起網絡大戰。涉及毛文革（1966—1976）評價的論戰兩方，權稱為反思派、頌毛派。

　　反思派，以政界、知識界和紅二代的思考群為主體，探索文革左禍，反思體制弊端，期望推行政改。此次論戰的主角，是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四局副局長的紅二代馬曉力；知識界的共識網、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和鳳凰網，向她「伸出友誼之手」。

　　頌毛派，以極毛派、極左派為主體，也包括他們所稱的「黨內左翼力量」。他們讚揚毛文革並為它翻案，歌頌「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其發聲平台，是紅、烏字號的網站和黨方極左刊物。

　　紅5月亢奮　頌揚大舵手

　　5月16日，為今年的政治敏感日，是毛全面發動文革下動員令50周年。1966年5月16日，毛以中共中央名義在黨內下達一份文件（俗稱「五一六通知」，一年後才公開見報），正式向黨內下達文革令，確定整黨內走資派的鬥爭方向。稍後，紅衛兵運動把文革推向社會，並出現暴力化的五一六兵團。

　　對於現在的極毛派而言，今年的紅5月很值得紀念：紀念五一六通知和五一六兵團。在亞文革的政治生態下，極毛派的紅5月亢奮衍生了5月上旬的紅歌大演唱。此舉被許多網民稱為毛文革的回潮，也是亞文革的一個標誌。

　　大演唱的名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五十六朵花社會主義經典歌曲大型交響演唱會〉。所謂社會主義經典歌曲，可粗分為兩大類，一是毛文革時唱紅歌的「主旋律」：〈大海航行靠舵手〉、〈社會主義好〉、〈學雷鋒〉等；二是近3年亞文革的頌歌：〈包子舖〉、〈不知該怎麼稱呼你〉等。

　　在5月上旬大演唱後，馬曉力致函中共中央辨公廳，表達對大演唱文革意識的異議。稍後，她接受鳳凰網專訪，提到此信並補充了意見。

　　搞個人崇拜　回到毛文革

　　馬氏的意見，本欄歸納為三點。

　　第一，涉及毛文革回潮的政治符號。她說，大演唱「充斥文革鏡頭」，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富有文革符號的紅歌，令人有恐懼感；舞台上出現「干擾外交路線的巨大橫標」作大背景（按：指毛的口號：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是「文革極左思潮的興風作浪」。接受專訪時，她說：「我毛骨悚然」，「我感覺到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她認為，他們替文革翻案，違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1981）。

　　第二，有些內容是「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她說：這是「會引起公憤的」，「黨的歷史上無數的歷史經驗……證明了，凡是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都沒有好結果。搞這種東西的人，必定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政治企圖。」

　　第三，主辦、協辦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她提到，薄熙來唱紅歌進不了大會堂（按：時為胡溫新政時期），這次卻進了大會堂；她說：像大會堂這樣的地方，沒有部級的給他們放行，不可能進去的。她的追究責任說，被解讀為衝著高層的思想宣傳系統總管。

　　北京知識界人士指出，原因之一，是紅歌大演唱以歌名〈在希望的田野上〉為題，此歌是某政治權要夫人年輕時當歌手的成名歌曲，而主辦、協辦方如中國歌劇舞劇院是宣字號官方機構，一大群黨政界名人到場「指導」，不可能是「高層不知情」。

　　她對大演唱的結論是：「在人民大會堂以中宣部名義搞的……演出，是一個有預謀有計劃的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事件」，是「文革文化再現」的風暴。應「警惕文革復辟和回潮」，不應「任其極左思潮、文革遺風瘋狂肆虐」。

　　要反思歷史　防範左禍害

　　她的函件和談話，獲得思考群的回應。主持共識網，政界網絡廣的周志興（與改革闖將田紀雲很熟）於5月9日發表〈壯哉馬曉力〉一文；胡德平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雖未發表評論，卻轉刊了馬曉力的談話。

　　有網站則轉刊于幼軍的名言「自覺地拒絕文革」，迂迴表示對馬曉力的支持，並以于氏的一段話提醒網民：「這些年，文革陰魂若隱若現，侵蝕執政黨和人民肌體，極少數人……認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于氏曾任文化部副部長，近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文革史，觸及君主專制思想、農業社會主義空想色彩。

　　吹捧大演唱最起勁的，是北京的極毛派、極左派，他們以「反歷史虛無主義」為名，歌頌毛文革，聲稱要高舉文革紅旗。

　　有人表示，想起改革家溫家寶退休前的話：警惕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5月紅歌大演唱，證實他的話提醒了後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媒體發表談話，提到「近期出現的個人崇拜現象」，他說：「應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要旗幟鮮明，……防止文革的東西死灰復燃。」

　　回顧81文件　毋忘大浩劫

　　知識界思考群與馬曉力有共鳴，是因為了解毛文革造成社會禍害的史實、對亞文革有憂患意識；對她的回應，也有中共中央相關決議的依據。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又說毛「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在上述決議之前，參與推倒四人幫、改變歷史的改革家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一講話」（1979），早就否定毛文革，稱「他們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煽動宗教式的狂熱……把欺騙手段同極端野蠻的殘暴的恐怖手段結合在一起……是各族人民遭受的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紅旗雜誌1979年第10期，頁11—12）

　　5月紅歌大演唱，引起思考群對毛文革回潮的警覺；馬曉力的吶喊，更使許多人有憂患意識。他們對極左逆流的阻擋，與歷史抹不掉的「存在」息息相關。

　　德國歷史、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歷史的起源和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稱「人類的存在，作為歷史而成為反思的對象」；又說人們面臨災難，會「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去挽救」。毛文革10年的社會災難，是歷史長河中抹不掉的「存在」；面對毛文革「可能再來」的風險、亞文革的擴大，思考群挺身而出阻擋逆流，是反思歷史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