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民族主義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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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民族主義的歷史脈絡

發布：愛思想網（北京）2012.8.25
原題：余英時：民族主義的百年歷史
原載：聯合報（台北）2004年（缺日期）
上網：2013.11.28

　　百年中國　三次政權更替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民族獨立和民主都是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兩者相較，民族獨立的要求卻比民主的嚮往也不知道要強烈多少倍。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首標民族主義，其次才是民權主義，這一先後次序便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的普遍心理。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經歷了三次政權的變更：1912年滿清讓位於中華民國；1927－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國民黨政權；和1949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我們稍一追究這三次政權移轉的歷史，便不難發現，其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主義。

　　中國近代史上民族主義的成分相當複雜。

　　辛亥革命所憑藉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的，並不是從西方傳來的，因為它的主要號召力是「排滿」，即推翻滿清征服王朝的統治。所以1902年東京革命派留學生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5年同盟會誓詞中民族主義也只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字。

圖1，孫中山先生

　　北伐時期　現代民族主義

　　北伐時期的民族主義則已是現代的，它所針對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1919年的「五四」學生運動是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成熟表現，「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事實上已為未來的北伐——規定了具體的目標。

　　但是，北伐時期的民族主義又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1924年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列強對改組後的國民黨的疑忌，因而處處阻撓國民黨的革命活動，其中尤以英國人最為囂張，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英租界當局的種種作法等於向中國人展示西方帝國主義的活標本。1924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動廣州「商團」與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作對，和1925年上海英租界所發生的「五卅事件」，不過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已。

　　北伐時期中國民族主義的新高潮，是英國為主要對象而激成的。北伐之所以迅速地取得勝利，民族主義戰的激動是一個不容抹殺的精神要素。

圖2，1972年，毛澤東接見田中首相。北京官方發表的圖片。

　　中共政權　利用民族主義

　　中共政權成立的主要憑藉也是民族主義，它對民族主義的操縱與利用主要得力於日本的侵略，從西安事變到1937年抗戰開始，是中共由脫離困境走向大規模發展游擊根據地的兩大關鍵時刻。1972年毛澤東當面向來訪的日本田中首相「感謝皇軍」幫助了他的「革」，確是脫口而出的一句由衷之言。

　　五十年代末期，由於「大躍進」之類的冒進政策招致了重大的危機，他更進一步公開「反蘇修」，再度乞靈於民族主義以解除困境。所以在上述三個政權之中，只有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運用才達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境地。

　　英國牢中　體驗人的待遇　

　　民主或民權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葉已傳到中國。最早宣揚這一價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薰陶但同時又主張改革的知識人，像王韜、郭嵩燾、薛福成等初到歐洲，親見西方民主制度的實際運作之後，幾乎都異口同聲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並論。

　　早期儒家知識人欣賞民主或民權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政權和平轉移，不必每一次改朝換代便必須經過一場暴力動亂，殺人如麻；第二是人民接受的政治權威是經過自己同意的，這是「民約論」為什麼特別受到晚清學人青睞的根本原因；第三、個人的自主和尊嚴在民主體制下可以受到有效的保障，這裏我必須指出，譚嗣同在《仁學》中便已十分重視「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民族主義以民族或國家的集體為出發點，所追求的是整個民族或國家的自主；民主或民權則最後必須落實到個人（包括個人的家庭），這便和今天最流行的「人權」觀念分不開了。

　　王韜【１】在英國看到犯人在監獄中所受到的「人的待遇」，曾深受感動，這大概使他聯想到古代關於「畫地為牢」的傳說，在這一點上他實已觸及「人權」問題的核心。

　　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西方所獨有的價值，而毋寧把它看作「古已有之」，但卻在西方獲得了實踐而已。這大致是「五四」以前，傳統知識人對於民主或民權的一般看法。孫中山後來在三民主義講演錄中仍然表達了這個觀點。

圖3，王韜

　　民主空間　一直十分狹小

　　從歷史上看，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人追求民族獨立是和追求個人自主同時起步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是一對雙胞胎。援孫中山自述，他最初只有「民族」和「民權」兩個觀念，1896－1898在歐洲勾留了兩年，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刺激，才發展出「民生」的思想。而且在「五四」之前，他也是對民主抱著真誠信仰的極少數人之一。

　　儘管如此，民主畢竟沒有像民族主義那樣，在近百年史上展現過真實的威力，不但如此，在上述三個中國政權下，民主的空間和政權依賴民族主義的強度恰成反比例。

　　民主不僅是一個空洞的政府形式，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使每一個人的尊嚴、自由、權利等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但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淹沒了個體的價值，民主始終只存在於少數知識人的口中和筆下，而不能形成一種持續性的有力運動。

圖4，列寧

　　政治動員　納粹主義老路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中共反而極力煽動民族主義的激情呢？此中原因複雜，一言難盡。這裏只能略作推測。

　　首先是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危機。馬列主義早已破產，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必須另找基礎。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這雖是從前納粹主義的老路，但可以繼續壓制人民對民主和人權的要求，因為「民主」和「人權」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釋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國的「國情」。

　　其次是民族主義對海外華人仍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最近美國一家華文報紙曾以極顯著的標題報道：大陸上專家分析，中國將在十五年內達到與美國對抗的地位。這雖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趕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說服力。海外若干華裔科學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成為科技大國」的預言。這一特殊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天朝」意識的復活，在海外是有市場的。

　　第三是民族主義可以迫使台灣早日就範。依中共的估計，對於一部分在台灣的中國人，民族主義可以發生「認同」的效力，但對於仍在抗拒或猶豫的人，則可以有震懾作用。十二億大陸人民都要求「台灣回歸祖國」，試想再拖下去將是什麼後果！

　註：1，王韜（1828—1897?），廣東人，新聞記者，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