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大飢餓、五月逃亡潮五十周年，北京、廣州的一些報刊發表文章，回顧「歷史悲劇」或呼籲「汲取歷史教訓」。

　　1962年5月，大陸居民紛紛逃入香港，梧桐山有他們追尋自由、企求溫飽的腳印。逃亡潮與五年大飢餓（1958—1962）息息相關。

　　每天餓死　二萬七千人

　　《炎黃春秋》月刊連續刊出五年大飢餓的解密檔案、回憶文章和評論，發揮了民間「國民教育」的社會功能，與香港官方資助的「國民教育」手冊大異其趣。

　　七月號的《炎黃春秋》，發表〈大飢荒年代非正常死亡的另一種計算〉，以計量統計方式算出1958—1962年餓死的人數，超過三千四百萬。撰稿人李澈，是廣東汕頭醫學院的退休教授。

　　他的數據，接近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人民日報》前幹部楊繼繩的數據；曹、楊的數據是：超過三千二百萬、三千六百萬。

　　大飢餓在「大躍進」時的1958年就出現，最嚴重在1959—1961年。李澈的數據是，這三年餓死略超過三千萬（年均略超過一千萬、月均八十三萬、日均二萬七千七百），1958年和1962年餓死約四百萬。

　　《炎黃春秋》另一文〈貴州大飢荒年代〉，是歷史悲劇的「現場回顧」，作者晏樂斌原是貴州省公安廳幹部，是良知未泯、同情民疾者。他以1958—1962年下鄉實地調查的記憶、貴州省公安廳治安處一位同事提供的資料寫成。 　　

　　貴州慘劇　易子而食也

　　他透露，貴州省1958年的人口一千七百萬，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官方一直不說「餓死」）一百七十五萬，約佔一成，每十人有一人餓死，絕大多數是農民。

　　他隨公安廳工作隊到媚潭縣，獲悉全縣六十二萬人，1959—1960年餓死十二萬五千人，佔二成，死絕戶達三千個家庭。他的文章寫道：「全縣出現了人吃人、殺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悲劇，吃死人就更多了。」

　　他提到金沙縣一個公社的生產大隊，一百五十二人餓死一百五十人。

　　他記述在水城縣的見聞：「到路邊一社員家討水喝，發現一位四十來歲的婦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屍體，這個小孩屍體的手腳被肢解，頭部已砍下放在一邊，屍體發出腥臭，我們詢問她為什麼殺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殺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餓死的，全家人餓飯，沒有辦法，為了救命，不得不拿來吃啊！』又說：『哪個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經她這一說，我們也無心討水喝了，立刻退了出來。」

　　這一類的「歷史現場紀錄」，是很好的「國民教育」素材，讓半個世紀之後的人了解「歷史的真實」，在神化「偉大領袖、偉大舵手」的愚民教育中讓視線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