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階躺平人　兩奮鬥主義

　　躺平人或躺平主義，是偏向於「不爭」和休養生息，有別於主流人生觀的奮鬥主義。

　　奮鬥主義是「把握時機、奮鬥向上」；這是官方肯定的，「正統」的主流模式；奮鬥主義的一個非官方推薦的極端模式，是「于連道路」。

　　1980年代以來，「于連道路」曾受部分年輕人模仿：為打破社會分層的身份壁壘，低端家庭出身者奮力苦幹，不擇手段往上爬，甚至以「性誘惑」攀登豪門，實現「人往高處走」之路。

　　躺平主義還在初階狀態，未到達晉代陶淵明（365—426）歸隱田園的灑脫；與俄羅斯古代史中的「多餘人」比較，也還有很大差距。

　　2．走于連道路　涉及性誘惑

　　社會生態的變化，民生的供求關係（升學、就業、物質供應等），社會分層的流動或凝固，對民眾的人生觀有很大影響。

　　「于連道路」源自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1783—1842）的小說《紅與黑》。

　　小說主角于連（Julien）出身於低端家庭（父親是木匠）。他雖聰明、勤奮，卻備受歧視，苦於掙扎；後來經神父推介成為市長的家庭教師。他以英俊的外貌、文雅的談吐和「性溫柔」，迷住了市長夫人，成為她的情人，打入上流社會，有過一段「出人頭地」的日子。

　　3．躺平懶洋洋　三不和四低

　　躺平主義與奮鬥主義大異其趣。躺平主義的「特色」，是懶洋洋、不起勁。

　　從網絡留言、微博討論和官報文章考察，躺平主義可歸納為「三不」和「四低」。

　　「三不」是不介入或不參與，不作為亦無所作為，不胡鬧（更不上街抗議）。

　　「四低」是低欲望、低消費、低流動、低調低聲音。

　　有人提出「四莫」呼籲：莫買房，莫買車，莫婚嫁，莫生娃。

　　4．躺平有底線　996大累了

　　所謂公平、正義，涉及人生起步點的差異，社會分層的凝固（階層流動性弱），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工農、地區（東、西、中部）差別和貧富懸殊。

　　年輕人躺平的抗議意涵，最普遍的是房屋、藥品太貴，教育雜費太高，工時太長，轉變身份太難，特別厭惡「996」（早9點到晚9點工作，除去午餐時間每週6天幹66小時）。

　　其中有些是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例如工時太長引起人們疲勞過度乃至丟命。據世衛的調查報告，2016年因過勞死於心臟病、中風病者，高達74萬【2】，香港亦是「工時長名城」。

　　5．躺平兩底線　不是毒雞湯

　　他們似有兩條「底線」，一是不聚眾行事；二是不喊口號不舉標語，更不上街遊行吶喊，以免落入「尋釁滋事」之罪嫌惹來麻煩。

　　官媒發表一系列文章，批評躺平主義。北京《光明日報》的署名文章，稱躺平主義「與朝氣蓬勃、積極上進的青年背道而馳」【3】，認為要以積極的價值觀引導，鼓起年輕人「奮鬥的動力」。

　　廣州《南方日報》的署名文章〈「躺平」可恥，哪來的正義感〉【4】，稱「想做條鹹魚」是「奇談怪論」，「只有奮鬥的人生才稱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喊躺平「是可恥」，是「毒雞湯」。

　　6．在淺水池中　打零工半休

　　躺平人不是完全不能動彈的鹹魚，而是活在淺水池中，還有活水養著，即還有能夠躺平的一點「本錢」。

　　就民生的視角而言，躺平人的「最起碼條件」，是「溫飽已經解決」且略有節餘。顯現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生頗有改善，大部分人不再受飢餓，打零工、從事自由職業的機會則增多了，讓想躺的人有較大的選擇空間。

　　北京社會學者李培林、崔岩的一篇論文，提到與服務業有關的自由職業者大增，從2008年佔0.1%，上升至2019年的5.6%【5】。

　　7．擺賣茶葉蛋　啃老應個急

　　躺平人多半並非完全「躺倒不幹」，有的是半躺、半打零工。例如做點慕課的事或擺地攤，後者被稱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即李克強總理呼籲扶持的地攤經濟。

　　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曾分析貧富懸殊下窮人的生存之道：「一些沒有正式工作或失業下崗的老上海人，住在市區，每天賣100個茶葉蛋就可以解決自己生存問題」，呼籲不要在城市化中把窮人都趕出市中心。言下之意，地攤經濟助窮人生存。地攤經濟也讓一些厭惡996的人，選擇了躺平之路。

　　8．鳥倦飛知還　尋自我空間

　　絕大多數躺平人，還沒有陶淵明的「經濟條件」。

　　陶詩人當過祭酒（學校校長）、彭澤令等小官後，因不滿官場風氣而「不為五斗米折腰」，歸隱田園，以釋「鳥倦飛而知還」之情、享「撫孤松而盤桓」之樂。

　　他不在乎五斗米官俸、躺平得灑脫，是因為有田業，可放租收利。衣食無憂無慮，才有「臨清流而賦詩」的雅興。

　註：

　1，財新網2019.1.26。
　2，信報月刊（香港）2021年6月號，6頁。
　3，光明日報網（北京）2021.6.16。
　4，南方日報（廣州）2021.5.20，A4版。
　5，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北京）2020.12.17。
　6，出生持續減少 月光族難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