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角色三特點　成功探索者

　　學界對他的評價，有大體的共識：他的水稻雜交試驗成功，對農業科學研究、提高水稻產量貢獻大；但在肯定他的試驗成果時，不宜神化個人，沒有研究團隊的合力協作，任何研究課題都難以成功。

　　網絡平台的民間聲音中，觸及袁隆平不忘包含大飢餓（1958—1962）的左禍、對消除飢餓的理想；也有網絡留言謂：他對水稻雜交的試驗成功，是對社會的重大貢獻，但不能說「以一人之力，解決了十數億人的溫飽」。

　　以相關的文獻記錄、回憶錄、數據等為研究載體，本欄把袁隆平的「角色特點」，歸納為三點：

　　一，自學型、有「發現」的農業科技試驗者；
　　二，能把握機遇的幸運者；
　　三，不忘「稼穡之艱難」和「曾經的飢餓」，體恤民疾，保留讀書人的一點良知。

　　2．自學中摸索　跳出李森科

　　袁隆平於1953年畢業於西南農學院（重慶），長期在湖南湘西安江農校任教，並從事農業科技研究。他後來試驗水稻雜交成功，成為育種專家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獲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大獎。

　　他不是出身於名校，在大學畢業後近20年，從未在省級或更高級的專業研究機構專職研究。直到1971年，才進了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在雜交稻研究協作組任職，一邊教書一邊兼職研究。1980年代以後，主持國家雜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

　　他可以說是自學型成名的育種專家，靠個人自學、求師、摸索，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他在大學念的生物教科書，是蘇聯斯大林（1879—1953）「御用科學家」米邱林（1855—1935）、李森科（1898—1976）的一套，無助於育種研究。

　　據北大教授饒毅的文章，他獲管相恆教授指點【1】，自學美國基因學說創立者托馬斯．摩爾根（Thomas Morgan, 1866—1945）的遺傳學；1960年，他到北京求教於中國農業科學院教授鮑文奎，增長了對西方遺傳學的認識，幫助了水稻雜交研究試驗。

　　3．父親當小官　列入黑五類

　　袁隆平的父親，畢業於東南大學（南京），曾任孫連仲的副官（？）、行政院僑委會（南京）科長【2】 。

　　孫連仲當過11戰區司令長官、河北省主席、南京警備總司令。

　　袁隆平之父雖是芝麻小官，1950年代被定為「偽官吏」、「歷史反革命」【3】。他因此受牽連。在安江農校任教時，與女化學教員「拍拖」3年而以分手收場【4】，原因是「階級出身不好」，即列入黑五類（地、富、反、壞，後加右派分子）。

　　4．有幾分幸運　華國鋒扶助

　　這種在惡劣環境下尋求生存（個人生存與研究、試驗之持續）的韌性，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的成功，還在於運氣好，又能把握機遇、拓展可持續發展的空間，乃至從科研的知識產權演化出經營水稻良種的企業，發了大財。

　　在人生之路，他可說是幸運者。一個在湖南偏僻窮困山區的農業學校教師，卻能在「全國性」的《科學通報》發表文章（1966年停刊前），又獲國務院科技委員會幹部熊衍衡、趙石英（九局局長）的關注、推薦。他們並不相熟，更無利益連結關係，熊、趙只是欣賞文中提出的「發現」而熱心推介。這是帶點「傳奇性」。

　　毛文革期間，科研活動幾乎停頓，他的水稻雜交研究，卻受到湖南省一些黨政高幹的支持（包括曾主管農業、文教的華國鋒），獲得研究經費補助和試驗場地。華國鋒（1921—2008）後來成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1976—1980在任），仍支持水稻雜交試驗。

　　研究團隊的合力協作，對袁隆平來說，也是難得的「幸運」。

　　5．知稼穡艱難　未忘大飢餓

　　保留讀書人的一點良知，也是許多人稱道的角色特點。

　　袁隆平不刻意「遺忘」民眾遭受的左禍，對大飢餓的悲劇【5】，秉持反思的取向。

　　官媒和體制內的網絡平台，並不迴避他曾說飢餓和左禍。前幾天，體制內的財新網刊出復旦大學一位教授的文章【6】，稱他是「一個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有深刻體會的農民的孩子」。

　　5月27日，上海官方的澎湃網，提到他「親歷了60年代可怕的大飢荒」【7】，使他有「讓國人遠離飢餓」之想。

　　5月24日，北京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轉刊官媒報道，提到袁隆平目睹餓殍：

　　「1959年，嚴重的飢荒開始了，……安江農校的學生與老師，每天只有半斤口糧，所有人都飢腸轆轆。袁隆平也餓得渾身浮腫……有的人挺過了飢荒，而有的人沒能撐過去。袁隆平在一次出門時，看到了橋邊圍了很多人，擠進去一看，是兩具骨瘦如柴的餓殍，他們沒能挺過飢荒。」【8】

　　2009年4月，他接受《廣州日報》專訪，提到大躍進時期（1958—1960）的左禍：

　　「你們年紀輕不知道，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6．請包公幫忙　大致無飢餓

　　關於大飢餓【9】，早在袁隆平之前就有一批高幹、學者寫出調查報告。

　　1986年，國務院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的研究報告，稱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2200萬【10】。後來，調研者計算出來的死亡人數，多在3000—3600萬之間。

　　1962年後，大致不發生餓死人，但窮鄉僻村的飢餓、外出討飯仍存在。陳雲（1905—1995）曾說：「建國快30年了，現在還有討飯的，……不能讓農民喘不過氣來」【11】。

　　「喘氣」就是請「包公」幫忙緩解飢餓。

　　1984年，包產到戶全面實行、人民公社解體，民眾大體能「吃飽飯」。

　　袁隆平除了關心民眾的溫飽，還向官方建議提高糧食收購價，以補貼方式鼓勵農民種糧，增加防範飢餓之力。這與他對「稼穡之艱難」的認知和體恤民疾有關。

　註：

　1，饒毅：〈55年前袁隆平發表論文的意義〉，財新網2021.5.22。
　2，財新網2021.5.30陳劍的報道。
　3，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21.5.24。
　4，澎湃網2021.5.27。
　5，大飢餓（1958—1962）：3000萬人餓死的悲劇

　6，唐世平：〈「雜交水稻之父」背後的科學與誤區〉，財新網2021.5.25。
　7，〈夫人坐輪椅淚別袁隆平〉，澎湃網2021.5.27。
　8，〈袁隆平：一生只做一件事就夠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21.5.24。
　9，港大教授寫餓 公社幹部性侵

　10，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13頁。
　11，陳雲文選（1956—1985）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