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思考群紀念改革家胡耀邦（1915.11.20—1989.4.15）冥壽105年，稱讚他以人為本，批判極權主義和個人崇拜；呼籲勿整人，放寬言路，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供審查的檔案袋）。

　 1．朱厚澤開放　提三寬和諧

　　這是網絡紀念活動，由紅二代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主導。參與的文人和退休官員，發表了評論耀邦的文章；網絡平台也重刊一些回憶錄和參考文獻，其主題是耀邦的改革思路、實踐及其對社會的貢獻。

　　重刊的朱厚澤（1931—2010）文〈建設陽光政治：我心中的耀邦〉，帶出「陽光政治」的理念：

　　2．改革家勇猛　衝權謀政治

　　朱厚澤還提到耀邦的改革實踐，並觸及毛時代（1949—1976）的極左折騰：

　　「耀邦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以巨大的組織魄力平反冤假錯案，以無比的熱情支持農民的改革意願，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援發展商品經濟，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經濟上，對專制政治和權謀政治的勇猛衝擊，是對專制政治權謀政治社會基礎的深挖翻犁，是陽光政治的鮮明昭示與光輝實踐。」

　　其他的評論文章，多側重「實踐檢驗真理」的論戰，政治冤案的平反和黑四類（地、富、反、壞）的「摘帽」，農村改革和包產到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等。偏弱的，是對其思想變革的述評。

　　3．極權主義下　家長一言堂

　　耀邦不迴避「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提到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是爆發毛文革（1966—1976）的一個原因。

　　曾志（陶鑄妻、陶斯亮母）的《紅牆外的胡耀邦》，記述缺乏黨內民主之弊，稱耀邦認為，黨內政治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長制」，「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一些壞人（按：指江青、林彪、康生等）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執政後遇到的長時期的深刻危機」（33頁）。

　　對於權力極度集中於一人之禍，耀邦說：「許多重大問題一兩人說了算」，衍生官僚主義、家長制、一言堂。一言堂之下，大家都說假話。他慨嘆：「有同志敢放炮，是高級炮手。但是，敢講真話……還只是少數」。

　　一言堂和不敢講真話，使個人崇拜的「造神」猖獗；個人崇拜蔓延，又加劇一言堂的極權主義。耀邦呼籲正視「個人迷信橫行」之弊，「黨內不能製造迷信，不能搞特權」，「英明呀，正確呀，偉大呀」不要再搞下去，要留意「製造迷信的流毒」。

　　耀邦倡議幹實事：「要振興中華，不能靠口號，要靠我們的實踐」。

　　對於個人崇拜的極左折騰，他有「四點總結」：

　　「第一，根本不可能有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導致一言堂、家長制等封建專制主義，並被某些壞人利用搞法西斯主義。……危害之烈，莫此為甚。」（胡耀邦文選233頁）。

　　4．高度集權化　缺黨內民主

　　耀邦對權力體制弊端之評，與其他改革家一致。第一代的葉劍英（1897—1986）代表中共中央發表「十一講話」（1979），稱中共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黨內民主，「不能少數人說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許任何個人凌駕於組織和群眾之上」。

　　他提到毛文革的左禍：「把革命領袖當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每句話都是真理，都要永遠照辦的神。」

　　他又說：「任何領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沒有缺點錯誤，都不應當加以神化。決不能貶低集體，貶低群眾，任意誇大領導者個人的作用。必須在黨內生活和國家生活中充分發揚民主，在各級組織中堅持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葉劍英選集573頁）

　　針對權力體制弊端，主持書記處的耀邦、萬里等，在艱難中做了一些實事，擬草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第一代老人同意下，成為十一屆五中全會（1980.2）的文件。它確定集體領導的組織原則，禁止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

　　5．小平拒政改　一人說了算

　　在強權政治下，這份「準則」只有「軟約束力」，並未徹底改革家長制。鄧小平雖發表過權力體制改革的講話，但只是出於趕走華國鋒、汪東興的政治需要，一旦他們下台後，他便成為大家長掌拍板權，無意推行真正的政改，失去了黨內逐步民主化的契機。

　　現在，思考群重刊耀邦舊文並發表評論，與反思毛文革息息相關。2021年是毛文革55周年，他們認為應汲取極左的歷史教訓，並期待推行政改。

　　在回到毛老路之後，期待政改啟步是脫離實際的迷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