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受到粗暴對待的「五一○事件」，引發8個傳媒專業組織和工會的強烈抗議，也受到許多港人和外國傳媒的關注。信報12日相關報道的標題為〈警喝傳媒蹲下讀名 工會斥「極盡羞辱」〉。

　　1．記者被羞辱　記協提抗議

　　5月10日母親節，有人在旺角商場集結、展出口號橫額。

　　在場合法採訪的記者，被警察吆喝蹲下，遭粗暴對待，諸如針對眼瞼噴胡椒噴劑，受傷者未獲洗眼之助；明報記者則「遭警員喝止並帶到後巷搜身查問」。

　　明報編輯部的聲明，稱警方「無理地向已被包圍的記者噴射大量胡椒噴劑。」【註1】

　　德國之聲資深記者李澄欣的專題報道，引述香港記協主席的談話，謂：「從來沒想過在香港做記者會有人身安全問題，更沒想過會出現以記者為目標的攻擊，而且是來自警方。」【註2】

　　香港記協和傳媒工會的〈511聯署抗議〉，提及記者受到「羞辱」和「瘋狂干擾」；警方「近距離向記者眼、耳等噴射胡椒噴劑。」【註3】

　　2．涉三大因素　公權約束弱

　　這類粗暴事件頻仍，涉及三大因素：

　　一，行使公權力的法律制約脆弱；
　　二，公民自由權特別是人身自由，未獲有效保障；
　　三，人格尊嚴的維護不足，導致社會文明倒退。

　　應對民眾集會而行使公權力，須完全依據法律的規範；警察的執勤，應受《警察通例》嚴格的約束，沒有超越法規邊界的「靈活性」。行為越界，必遭到社會質疑，這是法治、訊息流通社會的常態。

　　在「五一○事件」前後，發生一些警員販毒或施家暴的行為，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有人呼籲：具公權者須受法紀約束。

　　3．粗暴成常態　無意解糾結

　　每次粗暴事件發生後，公權一方總是找藉口說「正當性」，諸如有人冒充記者、有人「阻差辦公」。

　　有人冒充記者，與記者的合法正常採訪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公權一方可對懷疑的冒充者查核，而不必阻撓記者的採訪，更不應以暴力恫嚇或「阻嚇」。

　　至於是否「阻差辦公」，得有可靠的「場景」記錄，不應以「感覺」或偏見濫加假定之罪名。

　　粗暴事件一再重複，關乎官方缺乏解開糾結的誠意。官方如有意對話，大可與傳媒組織、工會商討，發放記者採訪用的統一外套、標識，可隔開冒充者。不切實去解決紛爭，是留下找藉口的空間，形成惡性循環。

　　4．吆喝與辱罵　輕人格尊嚴

　　確保新聞自由，保障記者合法採訪的人身安全，是維護香港自由的重要一環。維護和提升新聞自由，讓記者在合法範圍內充分發揮專業精神。

　　這種對自由的保障，有利於香港的營商環境、社會溝通和國際形象，最終有助整體經濟的發展。公權暴力在街頭、暗巷頻頻出現，經外國傳媒「疊印」之後，香港的國際形象有日益低下之危。

　　不尊重人格尊嚴，不當利用公權損害記者合法採訪的人格尊嚴，是社會文明的倒退。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燕京學社社長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精研社會革命或社會變遷中的價值觀特別是人的尊嚴。她論及現在北京當權者「不尊重普通人的尊嚴」，成了特權階級的「代言人」【註4】。

　　5．發達經濟體　要保持文明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的2019的人均GDP（美元），香港已超過4.9萬（其他華人聚居地：新加坡6.3萬，台灣2.4萬，中國大陸1萬），早列入發達經濟體，其他社會文明全球指數（經濟自由、廉潔、法治指數等），均列較高層級。

　　在已走向文明之路的社會，尊重人的尊嚴應是行使公權力的一個準則。損害人的尊嚴，與發達經濟體、社會文明並不相稱。

　　儒家經典《論語．顏淵》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當今的香港，行使公權力者期望尊重其人格，就不應以自己不能接受的吆喝、辱罵、暴力，對待合法採訪中的記者。只有良性互動，才有可能建立互信、和諧的社會。

　　6．新聞自由度　香港降七位

　　在全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排名一再下降，是官方應正視的「自由衰退」之一。

　　設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RS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於4月21日公布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這是對180個國家、經濟體2019年實況的評估。

　　華人聚居地的排名：台灣43（42，去年排名），香港80（73），新加坡158（151），紅色中國（紅中）177（177）。

　　台灣列新聞有「自由」的等次，香港為「半自由」，新加坡和紅中在「不自由」之列。在亞洲，台灣排名僅低於韓國（42）、高於日本（66）。

　　香港較去年下降7位，是降幅甚大者。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本來很高，2002年列18位，2003年跌至56位，2014年降為61位，2015年只排70位。排名從「自由」到「半自由」，顯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日益受打壓。

　　自由之家關於2020指數的報告提到：「新加坡與香港也分別因通過了『假新聞法』與警察在示威遊行中粗暴對待記者，導致個別排名與亞洲的整體新聞自由度持續下跌。」

　 　7．又是五老共　排倒數序位

　　新聞自由指數的變化，關乎政治制度的差異、政治生態的改變。大體而言，實行「一黨領導」權力體制的「老共」（指老牌共產黨政權、國家，係中性陳述語，不含褒貶意涵）排名最低；威權主義體制的國家，如俄羅斯（149）、新加坡，也在「不自由」之列，排名甚低；經濟發達的西方自由國家，排名大都在高位。

　　5個「老共」的排名是：紅朝180（倒數1），紅中177（倒4），紅越175（倒6），紅老（撾）172（倒9），紅古（巴）171（倒10）。

　　在蘇東波（1989）後，轉型為自由、民主政體的原東歐「老共」，有5國排名高：愛沙尼亞14（11），立陶宛28（30），拉脫維亞22（24），捷克40（40），斯洛伐克33（35）。

　　前3個波羅的海國家，被蘇聯侵佔後成為加盟共和國，蘇東波後快速轉型並「投入西歐懷抱」，經濟、社會進步亦快，人均GDP相當於紅中的2倍半或接近2倍。其他指數如社會自由、廉潔都高。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與「一國」的政治生態息息相關。2013年北京政局左轉，回到毛政治老路，衍生「亞文革」【註5】，對香港的政治、新聞干預日多，以致新聞自由空間受擠壓。

　註：

　1，明報聲明
　2，新聞自由探底 記者斥港警「行刑式施襲」，德國之聲2020.5.12。
　3，警隊一再踐踏採訪自由 傳媒工會聯署抗議
　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422/cc22ouyangbin/
　5，許章潤再發聲 評回到毛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