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日的人道援救（「一一一九人道援救」），使被圍困於理工大學的學生、教職員等，獲和平離開的機會（大都在19日深夜撤離），閃耀香港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光環。

　　據官方20日的數據，離開理大園區者約900人，其中300人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仍有近百人留守校園。

　　促成「和平撤離」的主要動力，一是各行業市民和平、理性的街頭請願；二是社會知名人士的介入，他們獲得入校園的機會，帶出一大批被困者。

　　1．鈺成和達明　助受困學生

　　近幾日街頭的和平請願，始於中環的「午膳行街」（或稱「和你lunch（午餐）」）。參與的西裝客、白領人和外籍人士，聲援被圍困的理大學生，呼籲官方以和平方式處置校園衝突；其口號是：「救學生，救Poly（Polytechnic的簡稱）」。

　　20日，中環和觀塘仍有「午膳行街」，表達關注民權的願望。

　　除了「午膳行街」，還有18日的和平遊行，從尖沙咀到旺角，數萬人發出「救Poly」之聲。又有守護孩子團隊、尋找兒女的媽媽團隊，在理大園區請求會見孩子。有的媽媽「跪求」官方「開恩」，讓她入校園見見孩子。這是文明社會「沉淪」的一個徵兆。

　　營救行動最特別之處，是不同政治立場社會知名人士的介入。立法會前主席、民建聯創建人曾鈺成，監警會前成員、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監警會前成員鄭承隆，理大校委會主席林大輝，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等，先後參與營救。

　　「和平撤離」之能成事，也關乎官方有限度的「讓步」：聲稱尋求「和平解決理大衝突」之路，同意中學校長、家長等帶走未成年者，只登記他們的資料而不立即拘捕。

　　官方未解說有此舉之因，或關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公約的第37條、第40條，有人道救濟和司法救濟條款。

　　2．減拘捕成本　罪名太空泛

　　「和平釋放」未成年者，換取成年人的「自首」，減低拘捕的「執法成本」。減少使用催淚彈，倒也使社區居民少受污染，被圍捕者的死、傷風險亦降低。

儘管放走未成年者釋出「和平善意」，撤離校園的成年人卻被視為「自首」仍未解困。執法一方的行動，有引起社會爭議之處。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線醫生聯盟等4個醫學界團體，發表「一一一九聲明」，提及「無理拘捕義務醫療」的部分醫生、護士；又提到紅十字會援救隊被阻延、援救的時間也受限制。

被困於理大園區者，不管是被強制拘捕還是「自首」，都被視為參加「暴動」，這也引起了爭議。有些教職員是返校做實驗，有人是在圖書館閱讀，有的學生則回校會同學，後因校園被圍而出不去，並未參加「暴動」，不是「暴徒」。

他們有進出校園和研究、閱讀的自由。把困在校園的人都假定為「暴動」參加者而拘捕，是否侵害了人身自由？不少市民提出「濫捕」的質疑。

　　3．有民間社會　監察公權力

　　這次援救，顯現民間社會的活力、對社會事件的影響。

　　香港傳統的民間社會，有悠久的歷史，建構於自由制度和法治的基礎。民間社會涵蓋獨立傳媒及其揭露真相的社會角色，包含壓力團體的非政府組織（NGO），職業性、社會關懷型的社團，獨立自主的宗教等。

　　隨著社會變遷或社會事件的演變，又有新的人際聯結。這幾個月興起的街坊派，就是不同於和理派、勇武派，它是具社區街坊特色的鬆散型團隊；「監察」執法者的街頭行動並出聲，是其角色特徵之一。

　　在反送中案的社會抗爭中，民間社會的參與程度強於「佔中」一類。近月中環的「午膳行街」，總有不少人參加，不少是中環金融界「賺錢高手」和「白領麗人」；也有法律界、醫衛界的專業人士，參與「靜默慢行」或「午膳靜坐」。

　　這些和理型請願，在在說明中產階層、專業人士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和對公權力的監察，恰如《老子》云：「百姓皆注其耳目。」

　　4．同情被困者　不聽割席說

　　香港社會對理大的人道援救，動力之一就來自民間社會。民間社會的價值觀，諸如自由、人的尊嚴、人道、生命價值，產生對被困者的同情、關懷，進而激發為援救盡一分心的「責任感」。

　　這份「責任感」，往往使一些人甘冒風險參與「非常」的營救。例如，18日，有學生從理大園區沿繩索向漆咸道南天橋行車路逃亡，天橋上有接應的電單車；事敗，逃亡者和接應者均被拘押。再如，有持牌醫護設地下醫館，向不敢到公立醫院的受傷者開放，義務提供醫護專業服務。

　　整體社會的人心走向，與民間社會不可分割。在許多年前，香港對華東大水災、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民間捐款最高，突顯民間社會的慈善心。後來，人們發現貪污、浪費的蛀蟲太多了，便「不再慷慨」了。

　　近幾年的民調顯示，官方的公信力一直下降。這幾個月劇降的程度更甚，這正是民間社會與官方的疏離。

　　近期官方最「熱切」的呼籲，是與施行暴力的勇武派「割席」，回應的卻甚少。許多港人厭惡街頭武鬥的暴力，不滿阻礙公共交通的行為，但不願提「割席」，其因在於對公權一方積怨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