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撰寫、宣講，必須尊重事實；在專業的考證、獨立的思辨之下，向社會提供信史，讓信史成為後人了解歷史真相、借鑑歷史經驗的載體。

　　歷史典籍《貞觀政要．文史》記載唐太宗朝諫臣魏徵的話，曰：

　　「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

　　這段話或可伸延解讀：君王位尊、有威勢，但對歷史應有敬畏之心，而非扭曲歷史；國史必須是信史，如有不實，後人如何了解、借鑑歷史經驗？

　　適值9月9日是毛忌日，有涉及毛文革（1966—1976）、歷史教科書、編造歷史的新聞。一是湖南、陝西、河南等地，有極端毛派（民間稱毛左或毛五）搖紅旗、舉毛像遊行，紀念毛忌日；二是中學新學期開學，修改後的新版歷史教科書，避開文革的左禍、毛的錯誤；三是一些毛左在其網絡平台鼓吹「二次文革」。這種「極左風」，在北京知識界引起爭議。

　　1．說文革動機　迴避毛錯誤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的「新時代」，重樹毛的「高大形象」，把毛再抬進神壇，個人崇拜的造神熾熱。此為「亞文革」的特點之一。

　　在強化思想意識控制之下，各地清理教材、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以適應「新時代」的政治需要。

　　官方原來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把文革放入「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單元。關於文革的發動，它的表述是：毛「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發動了文革。

　　據美國之音近日的北京採訪報道，9月新學年的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刪去「錯誤地認為」之句，稱毛認為面臨資本主義復辟之危，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想以文革防止復辟。

　　這樣的表述，雖無「正確」與否的判斷（評語），實際是認同毛的文革動機論，有替文革翻案之嫌。

　　這樣的修改，疏離了「反左」時中共中央關於評價文革的決定，確有翻案之意。

　　2．兩歷史文獻　全否定文革

　　中共中央正式全面評論文革、批判和全面否定文革，有兩件歷史文獻。

　　第一件，是葉劍英（1897—1986）在1979年的「十一講話」。這是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1979.9.28）的演詞，全會公報稱它「對全黨全軍全國工作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當時，葉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主席均華國鋒）、人大委員長，是最早公開批判毛文革的高層幹部。

　　第二件，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1981.6.29）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全會撤去阻撓全面否定文革的華國鋒兩個主席職，分別由胡耀邦、鄧小平接替；新的政治局7個常委座次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總理）、李先念、陳雲、華國鋒。在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俗稱四千人大會），討論文革和批判毛的左禍。

　　第一個文獻，初步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否定了文革，但未指名批判毛；第二個文獻，全面評論毛的歷史功過，直接批判毛發動文革的錯誤、造成的禍害。

　　對於毛發動文革的動機、理論、手段和後果，兩個文獻都有中肯的批判。

　　3．觸文革動機　批判毛論斷

　　「十一講話」提到發動文革「出發點是反修防修」，但是對內外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以致林彪、四人幫「把全國重新投入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

　　「決議」觸及1957年以來「指導方針」的「嚴重失誤」，包括1957的反右，接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64—1965的四清；重墨之處，則是全面批判10年文革和毛的錯誤。

　　「決議」批評毛發動文革的「左傾錯誤論點」（黨內有走資派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符合實際；而左傾錯誤與個人崇拜有關，個人領導實際取代了集體領導。

　　「決議」對文革的結論是：

　　 「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關於發生文革亂局的體制根源，「決議」提到「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更觸及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批判毛的個人專斷：

　　「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4．家長制之下　何來修與資

　　毛關於發動文革的「理論」與動機，可歸納為兩大類。

　　一是思想意識層面。毛一直認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是主要的理論鬥爭議題，黨內存在修正主義，甚至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身旁」，因此要發動文革，以清算修正主義路線，清除修正主義分子和叛徒、內奸、工賊。

　　二是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層面。毛強調階級鬥爭論（源自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編造階級敵人、資本主義的復辟，甚至編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聲稱發動文革，是要以階級鬥爭、政治清洗手段，打擊階級敵人和「割資本主義尾巴」，形成堅強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毛的政治假定很荒謬，脫離實際、邏輯錯亂，是他一貫的整人藉口；暴露了個人高度集權的弊端：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權力沒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約，家長的政治偏見、錯誤決策，往往造成社會禍害，諸如大躍進、全民煉鋼（1958—1960）、人民公社（1958—1984）和毛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