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紅色恐怖 推展大清黨
校園暴力和社會上的「破四舊」、抄家,在毛思想「指導」下,由陳伯達、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遙控,幫兇有戚本禹等。
618事件是由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派妻子曹軼歐插手,煽動「造反領袖」聶元梓衝擊學校。江青的公開演講,讚揚西安交大和南京大學的造反,又稱618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江青同志論文藝》,頁150)。
6月風暴的暴力化,是毛製造社會恐怖的一種手段。改革家葉劍英的「十一講話」(1979),提到林彪和四人幫以「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使各族人民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他們煽動打、砸、搶,製造大規模武鬥,「赤裸裸地宣揚爭權奪利和流氓政治」。校園的暴力事件,正是林彪、四人幫的恐怖主義產物,他們是受毛「指導」的。
原籍波蘭的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1921—2007),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析斯大林的「大規模恐怖」,提到他的打擊對象往往有對他絕對忠誠者(毛文革時被整殘的羅瑞卿、被整死的陶鑄,本是十分忠誠於毛的「專政執行人」),以此製造恐怖,達致「先期的防範」。
6月風暴對現實政治中的「警示」,且套用唐太宗(599—649)的話:「睹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
6月風暴的恐怖主義,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社會不在法治軌道,高度集權下的家長制,沒有權力邊界,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一言堂;只有家長意志,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更沒有民意。這正是毛文革釀成巨大社會災難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