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胡風事件　違民權條款

　　北京當局以「強亮劍，震懾力」的理念，發起「維穩」的夏季攻勢，「七一○大搜捕」是夏季攻勢的一大標誌。

　　這項強亮劍之舉，從7月10日對北京鋒銳律師所律師的搜查和拘捕開始，名律師周世鋒、王宇、李和平、王全璋等被扣押。搜捕蔓延至廣東、山東、湖南等省，至7月22日中午，超過200人被「約談」或扣押。這些依法為上訪者、被迫遷者維權的律師，大都處於「失聯」中。

　　這是律師法於1997年實施後，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為前幾年「重慶王」薄熙來製造「李莊事件」的翻版，與60年前的胡風事件相似。1955年，毛澤東下令搜查胡風和一批作家的私人函件，定胡風等一群文人為反革命分子，並全面開展肅清反革命（簡稱肅反）運動，一夜之間許多人由「革命同志」變為「反革命」，遭受清算、關押、迫害。直到1979年，「胡風事件」才獲平反，這是改革家胡耀邦主導的政治翻案。

　　「七一○大搜捕」，再現毛時代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社會遠離法治之道。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分析「七一○大搜捕」。要點是：

　　一．政治整肅型的搜捕，違背八二憲法的民權條款；
　　二．變相示眾的「電視審判」，牴觸刑訴法（2013）第12條；
　　三．律師在庭審中如有違規，可依刑訴法處置，不應採取政治報復手段。

　　港陸律師群　籲保障人權

　　中共十八大後政局左轉，新權要發起政治清算，批判憲政民主論、普世價值觀，清查大學教材，下令解聘一些「自由化」教授，清拆西式教堂十字架，取締民間社會的公益組織。這些舉措與文革時的大批判大清算相似，權稱為「亞文革」。

　　「七一○大搜捕」是「亞文革」的新發展，是基於摧毀萌芽狀態的民間社會之政治需要。

　　「七一○大搜捕」是「突擊」事件，卻是關押許志永、浦志強、唐荊陵的後續行動，都是對維權律師的施壓。不同的，過去是零散式的關押，「七一○大搜捕」則是大規模的，有一網打盡之勢。

　　「七一○大搜捕」引起全球法律界關注。北京著名法學家江平、賀衛方等表示，要維護律師的合法權利。江平說：行使公權的機關動不動把律師抓起來，是社會的大倒退（大意）；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教授表示，不應為了領導人的權威隨意抓人。

　　四川著名評論家笑蜀認為，這是「以政亂法」的整肅運動。

　　英國《金融時報》的署名評論稱：「官方媒體發起旨在詆毀維權律師的宣傳攻勢，抹黑他們的私生活。」

　　香港、北京等地的律師專業團體，紛紛發表聲明，呼籲當局尊重法律的人權條款。大陸律師群關於王宇律師「失聯」的聲明稱：「強烈譴責有關部門半夜斷電、斷網進行抓人。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流氓行為。」

　　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呼籲：「有關部門在調查及執法中嚴格遵守程序公義，並尊重法律專業人士的基本權利，不予無理的滋擾、逮捕或拘留。」

　　香港選委會法律界30名選委，亦針對「大規模拘捕、羈留及失蹤」發表聲明。

　　大律師公會歷屆主席發起的全球律師聯署，至20日下午3時超過1700人參加；聯署者有陳景生、張健利、吳靄儀、梁家傑、湯家驊、李柱銘、石永泰等大律師。

　　強亮劍搜查　侵人身自由

　　「七一○大搜捕」之引起爭議，首先是搜捕行動的程序不完備，侵害了人身自由。

　　７月10日，維穩機構在凌晨對女律師王宇的搜捕，被北京律師界稱為「摸黑行動」：未出示證件便先對她的住所斷電斷網，再撬門鎖撞入拘捕她，她的十幾歲兒子被監視、搜走護照，不能去澳洲念中學。

　　侵犯人身自由的行為和政治株連，與法律相背。如八二憲法第39條：「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再如刑訴法第83條：「在拘留後24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以電視審判　圖震懾律師

　　「七一○大搜捕」引起的爭議，還在於「電視審判」是變相的遊街示眾，未依法審判而先定罪。

　　鋒銳的維權律師周世鋒、王宇等被拘押後，維穩機構（刀把子+筆桿子）有一場「電視審判」，指責他們串通訪民（因遭暴力拆遷、司法不公等而上訪的弱勢群體）鬧事、鬧庭，擾亂法庭秩序，播放周世鋒等「認罪悔罪」的鏡頭和旁述。

　　這是中共十八大後常見的變相遊街示眾，展示毛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去年以來，網絡博客薛蠻子（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薛子正之子）、《新快報》（廣州）記者陳永洲、資深記者高瑜（北京），均被迫穿囚衣或有識別標誌衣服在電視上「認罪悔罪」。

　　這次的「電視審判」，宣傳聲勢更大，類似文革時「搞臭鬥倒」的一套，是十八大後「亞文革」的特徵之一。

　　這種「電視審判」，視法律為政治丫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權。刑訴法第12條規定：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律師群剛被公安機構拘捕，仍在偵查中，檢察院還未起訴，更未進入法院的裁判程序，不可能被法院裁定有罪。沒有罪與非罪裁判權的公安、宣傳機構，卻視他們有罪，並以「電視審判」方式宣傳他們的罪名、罪行。

　　「電視審判」的違法之處，還在於迫當事人在電視上「認罪悔罪」。這是牴觸刑訴法第50條：「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是2012年第二次修改、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訴法新增的民權條款，旨在保障當事人不被迫認罪，減少刑訊逼供。

　　刑訴法第252條規定，執行死刑「不應示眾」。

　　最高法院於今年2月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禁止讓被告穿著識別服、囚服等受審。

　　從上述的規定可知，「電視審判」違背法律原則。再看民法通則，變相示眾也是不妥，有侮辱人格之嫌（第101條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律師如違規　按司法程序

　　有辯才的律師，在庭審的辯論中難免有「咄咄逼人」之態，有些用語較「刺耳」，肢體語言或也多一些，這是庭審的常態，不能斥之為「鬧庭」。更不應編造「顛覆國家政權罪」，對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律師「秋後算帳」。

　　律師如有違規，公權一方大可按刑訴法行事，如「審判者認為發問的內容與案件無關的時候，應當制止」（第189條）；再如，違反法庭秩序不聽制止的，可判罰款或拘留，「聚眾哄鬧」等行為負刑責（第194條）。

　　刑訴法既然有規範，就應該依據司法程序處置。大肆搜捕律師，以「電視審判」和官媒大清算的政治整肅，對行使辯護權的律師「打擊報復」，豈不是「和尚打傘」？暴露天天喊的「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是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