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設兩目標　是政治幻想

　　從高鐵事件、國教事件到現在的雨傘請願，本欄擁抱「八十後」和「九十後」，讚賞年輕一代對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理想，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的「護衛香港家園」之舉；在和平請願中，展現理性、忍讓。

　　但是，對於上述兩項目標，本欄一直持「無法實現」的判斷。

　　在雨傘請願之前的9月11日，本欄文〈九二二大罷課 學生牆角效應〉，論及避免「堵塞遮打道」一類的偏激行為：「此行為不可能迫使政府讓步、人大常委會道歉。」9月18日文〈京官有罪推定 抹黑香港學生〉，解讀大學教授的「九一五函」，有「不可改變八三一決定」的判斷。在〈中國21〉攔之拙文，亦續有此類判斷：「北京當局應對港局著力於樹立、保持領導權威（家長權威、長官權威），維護人大八三一決定的權威地位；以我說你聽的毛式訓話方式，要港人絕對服從。」（9月30日）；「香港的社會抗爭，絕不可能迫使北京當局撤回八三一決定……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受負面影響者可忍讓三兩天，太長了怨氣便愈積愈大。」（10月6日）

　　因篇幅關係，當時未解釋作出判斷的原因。近日，仍有學生和從政者表示，只要堅持下去就可達到目標；還有人說，某官「5000萬事」被揭露後，「政改有了曙光」。

　　面對這種「天真的沉醉」，本欄為此解讀許多人為何對兩項目標充滿自信？

　　第一，請願者以社會抗爭的經驗，簡單類比相似的事件，衍生理想的「預期」。他們認為，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事件、2012年國教爭議，因和平請願者的堅持抗爭，迫使官方讓步。這種結果，使許多人堅信兩項目標可期。

　　第二，思維邏輯的錯誤。對於兩項目標的「預期」，是基於形式邏輯的簡單推理：參與抗爭的人數多、對當政者施加壓力大，相關官員涉嫌行為不當的醜聞揭發得多、嚴重程度更高，官方就會在壓力下讓步，改變政策和罷免官員。

　　在一國屋簷下，香港政制主導權、行政長官任免權，由北京當局掌握。社會抗爭的相關議題，必須置於北京政治生態中考察。首先是跳出形式邏輯的簡單推理，在辯證邏輯下思辨當今北京的政治生態，它對相關議題定性和決策的影響，才能得出不與現實脫節的結論。　　

　　政局大左轉　出現亞文革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北京政局大左轉。新權要重樹毛的「高大形象」，重提階級鬥爭論，強調敵對（外部）勢力論；重評「蘇東波」，提出「一男兒」論，強調西方的滲透和知識界的自由化，導致蘇共崩潰、蘇聯解體；在知識界加強思想意識控制，展開大清查、大批判（批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和普世價值等），形成「亞文革」之勢；在「強黨強軍強警強維穩」之下，更嚴密管控社會，取締新公民運動，樹立「敢亮劍」的強勢形象。

　　這是不同於胡溫新政（2003年3月—2013年3月）的政治生態。

　　相對於前朝（江朝）和今朝，胡溫新政期有略為寬鬆的時段。胡錦濤提出和諧論，在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提及「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溫家寶著力構建科學發展觀，推動一系列經濟、行政體制改革，觸及普世價值和政改等敏感話題。

　　對於新疆、西藏少數民族的群體事件，略有懷柔舉措；對於類似今日香港「佔中」行動（上街堵馬路、圍黨政機關大樓）的群體抗爭，並非大關大殺，創造了所謂柔性的孟連模式（雲南）、烏坎模式（廣東）。

　　當然，胡的魄力不足，溫受到僵硬派牽制（太上皇仍遙控宣傳、政法系統），不少改革構想和施政受阻。

　　二十三條立法、國教爭議引發的抗爭，能達致抗爭者的「預期」，與胡溫新政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