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5月30日，民主女神塑像矗立於天安門廣場，這是八九和平請願者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徵；6月4日，部隊在清場中把她壓得粉碎。後來，另一座民主女神塑像，卻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屹立不倒，象徵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在香港法治之地發揚光大。

　　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北京的八九和平請願與部隊武力鎮壓的六四事件，令許多港人驚心動魄。25年後，人們的記憶並未蒙塵。大家回顧25年前一幅幅「歷史畫面」時，何妨思索應汲取的「歷史教訓」。

　　小官為面子　誣告張愛萍

　　八九學潮的和平請願，主調是反貪腐、反特權（包含反官倒）、反官僚主義，實現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非常不幸的，學潮卻以部隊武力鎮壓收場，學生和民眾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

　　這場政治悲劇的形成，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各地論述或報道八九學潮的文稿、六四清場「見證人」的回憶錄，幾乎都未提到一個因素：「面子觀」。

　　六四悲劇的發生，關乎大家長、鷹派和學生未從「面子觀」解脫，在和平對話中適度妥協。

　　在述評「面子觀」對學潮的影響前，先講張愛萍（1910—2003）被誣告的故事。張氏是有個性的第一代紅軍，八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

　　八九學潮中，他和葉飛、蕭克、宋時輪（均上將）等老軍人，同情學生的和平請願，反對以戒嚴為藉口開槍，與鷹派王震發生激烈的爭執。這是他的口述歷史《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透露的「八九內幕」。

　　此書還提到，有人為了「面子」誣告張愛萍。1984年6月，他以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身份率軍事代表團訪美，與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會談，達成兩方軍事技術交流協議。沒料到有人寫誣告信（由使館轉軍委主席鄧小平），稱他「違反中央確定的不結盟原則，與敵對勢力搞戰略同盟」。

　　發誣告信，「僅僅是因為美方不同意非軍事人員進入參聯會（引者按：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大樓，這個人覺得丟了面子，說是歧視性政策，應該取消會談。」當時，他對那個人說，不要為這點小事糾纏，「你就不要去吧」。小平要楊尚昆把信交給他看，並示勿向下傳達。他在信上寫了兩個字：「無恥」（指誣告者）。

　　為「面子」而誣告或打擊報復，在官場和社會上都常見。

　　四二六社論　為何難轉彎

　　對於八九學潮的定性，中共高層有分歧，這是「面子觀」的糾結。小平稱學潮「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動亂」，是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在鷹派第一線人物、總理李鵬主導下，《人民日報》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寫入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來，他更稱學潮是「反革命暴亂」）。

　　這樣的定性，不符事實，把單純的學生和平請願複雜化，也使各界的分歧擴大。

　　以改革家、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鴿派，主張從「四二六社論」轉個彎，由趙承擔認錯責任而不傷害大家長的面子，尋求緩和學生情緒、和平化解危機之路。

　　鷹派卻堅持不能從「四二六社論」退下，要維護小平權威。李鵬的多次講話，稱趙「把小平同志拋出來」，是「破壞了黨的團結」，又說學生提反小平的口號，有強調大家長「面子」受損的意涵。

　　鷹派的一些人，有取代趙紫陽、擴張本派勢力的權力訴求，又要樹立本派支持學潮定性的「權威性」，「面子觀」自然更加濃厚。

　　請願學生缺乏社會生活、政治經驗，不懂以策略的適度退卻換取轉圜空間。戒嚴後，不少外地學生千里迢迢到北京參加絕食，把退出廣場視為失「面子」。「面子觀」成了投入武力清場中的政治賭注，代價極為慘重。

　　改動對學潮的定性、取消戒嚴等，對大家長而言是侵犯其「權威」，故有讓萬里滯留上海不得召開人大會議等禁令。

　　大家長與學生的爭執，恰如老祖父罵小孫子調皮搗亂，小孫子不服氣而頂嘴，老祖父覺得長輩的權威受損，一氣之下就把小孫子打死了。太過執著於「面子」，正是六四悲劇的荒謬。

　　全權主義下　家長權威制

　　「一黨領導」的體制，構建於「無產階級專政論」；所謂無產階級，實是執政黨或黨的權要。

　　專政論衍生的權威論，以樹立、服從「領導權威」為「內核」。恩格斯（1820—1895）在〈論權威〉一文（1873），稱權威是以服從為前提，故毛澤東時代（1949—1976）有這樣的政治口號：「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八九學潮後，新領導層強調「專政的權威」和強化專政職能。

　　「一黨領導」體制下全權主義的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甚至大權獨攬，家長權威（或地方長官權威）大於法律和制度，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個人權威對決策、政治生態的影響至深。

　　所謂維護「領導權威」，是樹立或強化權要的個人權威，顧全權威人物的「面子」。「領導權威」往往成為掩飾過失、拒絕糾錯和整人的藉口。

　　家長權威制遠離法治，釀成許多冤案，積聚民怨。《國語．晉語》云：「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是很值得深思的歷史經驗。政策認同者少而樹敵太多，何來天（人）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