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孫星衍（1753—1818）的聯句「最難風雨故人來」，很富人情味。明報管理層更換總編輯事件（下稱「換總事件」），引起各界廣泛關注，許多明報的讀者、作者和「前員工」表達關懷之意，知識界更發表一系列的評論。這種社會迴響，讓人感受到「風雨故人來」的溫馨。

　　一位久未聯絡的朋友「突然」打電話，劈頭就問：「你是早期明報的大將，怎麼還不寫文章？」我說：「不敢當，我不是大將，但會寫文章。」

　　信報「氣短集」（練乙錚）13日的〈明報．袁司長．霍大班〉，提及雞尾包和「第一次知道有明報」的故事（六十年代）；對於「換總事件」，他說：「如何分解，很多人都關心。」拜讀之後，倍覺應盡「關心群」的一份心意，我畢竟在明報工作18年。

　　本文的關鍵詞是政治，含三個意涵：一政治話題，二政治焦慮，三政界人脈。

　　重政治新聞　是明報傳統

　　為了行文方便，且先說一說明報的「代際」。

　　我正準備寫回想錄《金庸與早期明報》一書（〈金庸與明報：回想錄的一個輪廓〉，發表於信報月刊2009年5月號）。構思中，把金庸控股時的明報分為3個時期：早期1959—1969，中期1970—1979，後期1980—1991；1959年5月20日至1969年12月31日入明報者為早期員工，餘類推。1991年股權轉移後的員工，或稱為新一期、二期。

　　早期加入編輯部仍健在者，有潘粵生、雷坡、林山木（行止）、丁望（以年齡高低為序）等；中期有楊君澤（紫微楊）、石琪、毛國倫、毛國昆、何步正等；後期有董橋、吳靄儀（已故的有原「友聯研究所」所長徐東濱）等。

　　早、中期的明報，著力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新聞和政治評論。1962—1965，涉及飢餓大逃亡和「核子與褲子」論戰；1966年以來，則關於毛澤東的文革。相關文稿刊於要聞版（第一版），如金庸的社評，我在「本報特稿」對文革的述評；更多的刊於鄉土版（早期）、中國消息版（七、八十年代）和自由談（評論版）。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學術評論，則刊於「星期專論」（七十年代）。

　　當時的香港報紙，大都對政治「半冷感」，金庸獨樹一幟，建立了明報重視政治話題的一個特色；政治評論則相對比較中性、客觀。

　　後期的政治話題，轉移到香港九七題材，涉及中英談判、基本法、過渡期。因社評時有「傾斜」而引起爭議。有人評八十年代香港題材的評論，稱「信報崛起」使明報「稍遜風騷」。

　　近幾年，明報的政治話題（兩岸三地）很多，有不少好的專題報道。

　　從上述的「輪廓」可知，重視政治新聞和政治評論，是明報的「傳統」。這種「傳統」，形成不同於大部分報紙的讀者群（信報有相似的讀者群）。這是明報讀者、作者群關注「換總事件」的因素。

　　對於「換總事件」，許多讀者、作者發表意見，知識界有「90學者聯署」（關信基、朱立、李金銓等），港大學生會則發表公開信。他們的「願景」，本欄歸納為三點：

　　一，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
　　二，保障報紙的編採自主，
　　三，弘揚普世價值。

　　「願景」的背後，是對新聞自由的憂患意識衍生的政治焦慮，如同港大學生會「公開信」（1月12日）云：「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由2011年第34位下跌至2013年的第58位，情況令人擔憂。……擔心傳媒正走向自我審查的歪路。」

　　「換總事件」引起關注，還關乎老闆張曉卿在北京的政界人脈和商業利益。

　　張氏是成功的投資家，早於收購明報前在中國大陸投資，有政界的上層人脈優勢。據政界的消息，某高官的太太林氏，在五十年代末去北京念書前，是張氏在馬來亞的鄰居，交往甚多，其夫後來成為頂層官員，主管統戰。這種關係曾引起「政治聯想」。

　　近年，張氏在廣西欽州市大量投資，與中共欽州市委書記張曉欽（46歲，現任廣西政府副主席）有良好關係，引起新的「政治聯想」。

　　兩人的名字，有「兩兄弟」般的「巧合」，這是「政治聯想」的催化劑之一。香港傳媒未能「破解」的政治符號，是張曉欽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劉奇葆的親信，劉氏還是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

　　張曉欽出身於共青團中央，1994－2000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奇葆的政治秘書（從副處級小秘書到副局級的大秘書），2000－2001劉任廣西區委書記期間，他仍是大秘書。

　　流傳的「政治聯想」是：張曉欽可能已撮合張曉卿與劉的關係，直通中宣部、中央宣傳小組。這種「中南海渠道」，或使中宣部有「傳話」的方便。

　　張老闆與張曉欽的關係，未必會牽扯到明報，與「換總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他在北京、廣西雖有上層人脈，但18年來並未干預編採自主（據編輯部主管的談話）。他能對編輯部「充分授權」，是很難得的。 　　

　　有政治聯想　中南海渠道

　　在自由經濟社會，企業的產權擁有者有人事權，張老闆要派自己信賴、有編報經驗的人來香港主持編輯部是常態。

　　不過，「換總」之舉發生於「敏感時段」，難免引起各方的疑慮。本欄對「敏感時段」的解讀是：第一，近幾年編採團隊有「進取的表現」，一系列專題採訪報道引起社會關注和討論，例如國教、高官僭建、香港電視發牌和李旺陽事件、香港捐助川災款可能流失。此時此刻「換總」，編採團隊難免對「充分理由」懷疑。

　　第二，中共十八大之後政局左轉，重樹毛的「高大形象」，並強化宣傳思想控制，發出「牢牢掌握輿論工作主動權」，而「曉卿─曉欽─奇葆─中宣部─宣傳小組」的「政治聯想」又在流傳中。此時此刻「換總」，難免令許多人有明報可能「變色」、新聞自由空間將被壓縮的焦慮。

　　到底有無「中宣部遙控明報的中南海渠道」，還得看換總後的事實：是否仍有充分的編採自主權、保障新聞自由。　

　　報紙「變色」極難留住老讀者，老闆不太可能放棄18年守著的「遊戲規則」，除非「抽走廣告」的壓力太大。不過，老闆主導的華文報協等團體活動，許多人認為是逢迎北京的「主旋律」之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