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20日），香港八萬市民遊行和平請願，呼籲官方解釋不給「香港電視」發牌照的理由。請願者的黑衣，匯成流動的「黑色之海」，湧向中環的「政總」；直到23日，還有人在「政總」靜坐請願。黑衣和「黑色之海」，釋放和平抗爭的符號，寄以揭開官方決策「黑箱」的期待。

　　在沒有強勢社團組織動員之下，有八萬人穿上黑衣上街遊行，頗令人意外。在同一天，聲稱「響應網上號召」者的「支持行會」遊行，卻只有一面紅旗和七個人。八萬與七個是巨大的落差。

　　「黑色之海」背後的請願訴求、官方決策「正當性」的受質疑和「話語體系」的危機，頗值得大家思考。

　　未解釋理由　仍搪塞民意

　　八萬人的「黑色之海」，與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不同，參加者未必有「政治熱」，更不一定「同情王維基」。遊行群中，有大量年輕人、學生，也有新聞、影藝界人士。從集會、遊行的現場和電視台的採訪來看，他們並非刻意與官方對抗，只是期待解釋不發牌的理由。這關乎他們應有的知情權，也關連社會公義。有些人則坦言，參加遊行是為了多一些觀看電視的選擇。

　　訴求的背後，是民眾對官方發牌決定的「正當性」有懷疑。

　　懷疑在於審批程序是否符合公平競爭原則和社會公義的價值觀。發牌前，並無公開的專業聽證會，聽取相關專家的獨立評估。

　　官方顧問公司的報告，涉及與官方的合約利益；行會則是扮演「長官決策」的「背書者」（有人或有「背黑鍋」之困），有行會的「包裝」、顧問公司的報告，並不等於有真正的程序公義。

　　官方如果秉持公平競爭原則，為什麼具有電視製作和網絡傳播經驗、人力投入較大、資金充分投入的公司（據業界消息，投資近10億、節目頻道約30條，其他二家各為幾億和幾條）被「刷下來」。這種「逆淘汰」，大出許多市民所料，這就是官方必須向市民解釋理由的因素之一。

　　從遊行現場的議論來考察，許多市民的「經驗感受」是：一家老電視台的新聞取材有迴避「敏感話題」的傾向（本人的印象是近期有改善，23日報道人權事和維權律師倪玉蘭事件；對八萬人遊行的報道，則挺盡責）；另一家老電視台則有虛假新聞之弊（如某權要死亡的「內幕」）。

　　民眾的這種「感受」，衍生對新電視台「誕生」的願景；而申請牌照、「孕育」中的電視台，則具有人力、財力和經驗的競爭條件。這是民眾對發牌「充分理由」的認知。

　　官方的發牌結果，與民眾的認知和預期相反，其公平、公正受到質疑是很自然的。更令有思考能力的港人感到「奇怪」的，是港官在22日的談話，說開放多一個電視台，可能增加投資者虧本的風險（大意）。盈虧是投資者的事，干卿底事？「可能虧本」也算是不發牌的理由？這實是搪塞民意的託詞。

　　左拐點之後　三選二突變

　　對於發牌有無上限，也引起許多人的疑問。據電視台輯錄的新聞畫面，幾位相關官員再三表示發牌無上限，只要符合條件就可能獲發牌。但是，5月中旬官方卻有「三選二突變」，遊戲規則之變，並沒有事先的諮詢、討論，給人欠缺公平、公正和草率的印象。

　　此外，有些民眾質疑決策的「政治傾斜」（關於「聽話不聽話」的評估和「逢迎京意」）、對既得利益者的「偏好」。

　　5月中旬，北京政局出現「左拐點」，中共中央的9號文件傳達到各地，展開對憲政論、普世價值的「大批判」。香港的「三選二突變」，只是與「左拐點」的時間「巧合」，還是受防範傳媒「不聽話」的「京意」影響？抑或只是「長官意志」的產物？是難以破解的「黑箱」。

　　暫且不論「三選二突變」與「左拐點」有無關係。就政府職能而言，港官應正視合理的民意，回應市民對保持「行政中立」的焦慮，盡一份誠意解釋政策的責任。

　　市民想知道的，只是落選者不符哪些條件，並不觸動行會保密原則，不涉及行會的討論細節和意見分歧、誰支持誰反對、競爭者的商業機密等。

　　其平也不平　官腔不靈光

　　以保密之名拒絕解釋，貌似對所有競爭者和社會的公平，實則並不公平，恰如《莊子．列御寇》云：「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公平的手段「包裝」政策、審批決定，所謂公平實是並不公平。這是許多港人穿越行會的「包裝」外衣，對「黑箱」的認知。官方應了解並回應民眾的疑慮，如同歷史典籍《漢書．王嘉傳》云：「察眾人之所共疑。」

　　官方如迴避或拒絕釋眾疑，就很難有「政策的說服力」，加劇話語體系的危機。

　　就公共治理而言，官方盼望建立話語權的強勢，重視政策、施政話語體系（高官對民眾的政策表述和新聞發言人的「公關宣傳」等）的影響力，從而凝聚社會的政策共識，達到政令的暢通。

　　香港官方早就面臨話語體系危機，許多「官話」受市民質疑，其「公關宣傳」能獲市民接受的程度不高。

　　市民的這種疏離化，凸顯官府和官員瀕臨「官話無人信」的邊緣。公信力的偏低，政策的認受性弱，公權力「正當性」的受質疑，使施政的「暢順度」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