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普選權　邁向文明路

　　追求平等的普選權，是近幾年香港民間社會（又稱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政治訴求「內核」，其具體的「落地（落實）期望」，是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這次七一遊行的主辦者，提出的口號有「人民自主、立即普選」，在在說明遊行與普選此一「內核」息息相關。

　　對平等普選權的追求，源自「主權在民」的社會契約觀，法國的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論述「人是生而自由平等」，國家的主權在人民。此論對後來的政治民主化、社會現代化頗有影響。

　　九七後的香港，行政長官實際是北京「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政治指令產物，八百或一千二百人的投票，使「民主」或「選舉」成為偽命題。

　　港人期待盡早舉行人人平等的普選，產生民選的政府和立法機構。這是實現「主權在民」（或曰「還權於民」）、邁向政治文明的正當要求。

　　可是，他們面對來自北京或「長官意志」的敷衍、拖延。這種拖延的取態，激化香港社會精英階層的公民抗爭活動，「爭取普選」成為凝聚公民抗爭力量的共識，但「佔領中環」的口號（或曰公民抗命的手段），引起一些爭議，支持「爭取普選」者未必都認同。

　　罪還是非罪　是依據法律

　　追求平等普選權，是自由社會的常態。在法律、公共治理、社會現代化層面，有充分的「正當性」。

　　聯合國於1966年通過、1976年香港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是簽字國但一直未公布實施），規定公民享有平等、普及的選舉權（第25條）。香港特區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約繼續有效。

　　港人追求普選權，是期待北京、香港當局實施公約，還權於民。儘管公約於1976年在英治的香港生效時，官方因「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過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而保留不實施第25條相關條款的權利，但按照寫入基本法的北京「頂層設計」，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將最終由普選產生（第45、68條）。現在仍以37年前的保留條款，排拒平等的普選權，是拖延還權於民之舉。許多港人期待，「頂層設計」能盡快「落地」。

　　就公共治理而言，非民選的政府、立法機構，無法建立真正有效的問責制，消除「長官意志」的施政模式。

　　前朝長官當權時，缺乏承擔，凡遇「難事」必拖，既拖延行政長官選舉諮詢，又不著力緩解「社會深層次矛盾」。其中，單程證名額偏多，外來低素質勞動力與香港勞力密集工業空洞化的矛盾，放任雙非婦產子和雙非童跨境上學，加劇了社會危機，積累民怨甚深。新一屆政府施政的許多偏失，也在民意調查中顯現出來。

　　一些高官品德偏低，如涉嫌「傍大款」貪吃喝；也有高官用人唯親，「哥們」結幫；有的是「三公消費」奢侈，以請宴送禮建立與北京高官的特殊人脈。這些缺德之舉，積聚民怨。

　　港人沒有可制約「長官意志」的選票，不能運用選舉權建立問責的約束力。

　　當港人對普選權的訴求更強烈時，北京提出直選的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北京權要，提出這一類限制門檻不足為奇。但是，香港是法治社會，罪與非罪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剝奪，是依據法律和獨立司法的裁決，而非依據政治假定，除非基本法或香港本地的法律，有關於「愛國愛港」的界定和相關的選舉規範，才可設立相關的限制門檻。

　　在設立以政治口號為選舉門檻之後，有人以變相恫嚇的口吻抨擊公民抗爭的意念或活動，例如把爭取普選權扯到西方顛覆勢力。這是類似北京極左派、極毛派清算憲政論和普世價值的羅織罪名手段。

　　余英時教授　析公民抗命

　　漢代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的《淮南子》，論述變革體制弊端以「利民」，稱「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當代的公共治理而言，「頂層設計」者和施政者要順應人類文明的潮流、順應合理的民意，變革與現實脫節的制度弊端，而達致「利民」。

　　本欄對「利民」的解讀，一是有效改善民生，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二是正視民眾的政治訴求，切實還權於民，讓社會走向民眾享有普選權和民主的政治文明之路。

　　歷史學家、為民請命的公共知識分子余英時教授，在7月1日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一文（刊《蘋果日報》），論析參與和平、理性的公民抗命，「是現代人的光榮而神聖的責任」。他說：「爭取特首普選，關繫著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他們的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著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

　　余氏的話，諒可引起許多人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