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後，「亡黨亡國」成為熱話題，各地有「查貪風暴」。四川省委副書記、成都市前市委書記李春城(副省級)，被中紀委帶走；一批廳、處級貪官，亦被「雙規」。像過去一陣風式的「反腐」，雷聲大雨點小。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許多紅色官員（所謂革命意志堅定、根正苗紅幹部）貪污腐敗，地級市、縣、鄉鎮官員或村吏，貪污和變相勒索尤為猖獗。

　　紅官貪污猖獗的主因，不少人認為是薪酬低，應以「高薪養廉」為治貪的第一藥方。本欄的思索是：主因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制度和道德的約束很脆弱，以致不肖官員權慾、財慾、色慾無邊，如脫韁野馬為所欲為。他們的薪酬並不低，沒有窮得非貪不可的「無奈」。

　　從薄賦輕徭　到高薪養廉

　　中國古代的治國之道（或曰官場治理），後人特別留意的「歷史經驗」有二：

　　一是薄賦輕徭，減輕民眾的稅賦和工役，創造「休養生息」的政治、經濟景觀，如《孟子．盡心》云：「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二是高薪養廉，抑制官場貪污。許多朝代的精明皇帝、重臣，都有此經驗，如清代前期的雍正（1678—1735），以「耗羨歸公」，抑制官員攤派和貪污。

　　1999年7月14日，本人在信報發表〈朱鎔基的「減負」與雍正的耗羨歸公〉，分析這項改革：「火耗的原意，是零碎的銀兩投入火爐熔化，再煉製成一條條的銀塊有耗損。明清兩代地方官府向農民徵取田賦和雜稅時，以有耗損為由，附加火耗；向農民徵糧時，也以雀耗、鼠耗和運輸損耗之由攤派火耗。不肖官員以火耗為藉口，變相貪污、勒索。」

　　拙文亦論及高薪養廉的「政策意圖」：「雍正決定『耗羨歸公，設養廉銀』。耗羨，包含火耗和羨餘。耗羨歸公之意，是火耗以正式的附加稅由省徵取，限制在較低的比例，州、縣地方官不得另外私派；州、縣按省官府定例徵取的火耗一律入國庫，一部分留給州、縣官府作『養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多餘的上交，這叫做羨餘。雍正在貴州巡撫毛文銓的奏摺上批曰：『取當取，不可貪；用當用，不可亂。』」（收入拙著《朱鎔基的傾斜政策》，當代名家出版社2001年版，頁242—245）。

　　朱鎔基內閣和溫家寶內閣，都「適度」吸納了「雍正經驗」。朱氏試行農村的費改稅，實施類似一條鞭法的減輕農民負擔舉措。溫氏主持國務院後，從全面推行費改稅到廢除農業稅、向農民提供「四補貼」，突顯「多予少取」的施政理念。

　　官方也有類似「高薪養廉」的舉措。 　　　　

　　地方官富裕　國企官暴發

　　衡量紅官的薪酬是否偏低，不應以「向香港新加坡看齊」的取向，而是要比較中國大陸的官民收入差距等因素。

　　據國務院的統計公報，2011年的人均GDP，接近35,000元人民幣，首次超過5,000美元（新加坡、香港、台灣分別超過45,000、34,000、20,000美元）。

　　人均的全年中位數收入，城鎮居民約19,000元（月均接近1,600元）、農村居民約6,100元（月均約500元）。

　　依新的貧困線（年均收入2,300元），中國大陸的赤貧者超過1億2,300萬，佔農村人口的13%，約每七人中有一人「未解決溫飽」。

　　官員的薪酬，地區（東、西、中）差距大，但許多地區的正科級官員，正式薪酬月均接近萬元，縣處級超過萬元，比民眾的工資收入高得多。

　　縣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公共財政提供的「三公消費」：公款小汽車和公款吃喝、旅遊。級別高的還有各種「特供」（練乙錚在信報曾述評高幹的特供，十分有參閱價值）。

　　地方官之「肥」，更在於巧立名目的「獎金」，如政績獎金、維穩獎金，獎金之數目全由「自己人集體決定」，拿得很輕鬆。　　據國務院發改委主管刊物《改革內參》的調查報告，不少地方官每年的獎金從三十萬至上百萬，有的更達二、三百萬。

　　「先富起來」的地方官，由公共財政取得的收入月均超過十萬元的不少。國務院的官員巧立名目濫取「獎金」的「空間」甚小，收入比地方官低。

　　白領、藍領工資偏低和赤貧人口比例大，是必須正視的「社會主義國情」。在此「國情」之下，官員的收入相對而言是「豐」而非「低」。

　　再看另類的「公務員」國企官。在中央級大型國企（簡稱央企）與地方國企（地企），國企官的薪酬差異亦大。央企高官的年薪超過百萬元的，比比皆是；更高的是數千萬，最高的曾超過七千萬。他們還「合法」持有上市國企的股份，是暴發的族群；在學術研究範疇的術語中，他們稱為「新興官僚資產階級」。

　　這些高薪高管主持的企業，長期獲「國家財政」補貼或「扶持」。　　

　　官員不缺錢　洋房加三奶

　　《管子•經言•牧民》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紅官的薪酬和各種補貼，早就遠超越「衣食足」的水準，大可過「有尊嚴」的生活，但不肖官員貪得無厭，自招恥辱。

　　紅官貪污不因「窮」。利用公權大肆貪污和變相勒索，是為了大量的洋房、別墅、名錶、鑽石和外國居留權，也為了包二奶、三奶甚至十八奶的開銷，或也為子孫築安樂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