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頂層」要人為反腐敗頻發聲。胡錦濤說：不遏制貪腐，有亡黨亡國之險。新任的總書記習近平、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說重話。王氏謂：「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

　　英國廣播公司（BBC）就「亡黨亡國」之說，以電話訪問本人和香港科大教授丁學良。本人的回答是：胡氏的講話沒有新意，早在幾十年前陳雲就說過類似的話。

　　建立廉政體制、推動肅貪，有賴於法治，而不是重複一些口號，表達「高度重視」之意。對於肅貪反腐的思索，本欄的關鍵詞是：法治、制度、實幹、魄力。建立有效的公務員財產和利益申報制，是制度建構不可或缺的部分。

　　貪取人民幣　包七奶八奶

　　「生死存亡」或「亡國亡黨」之說，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傳揚。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紀委的陳雲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

　　九十年代，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說，不解決好「黨風問題」，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十七屆四中全會（2009年9月）通過關於「黨的建設」的「決定」，聲稱「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對於官場貪腐危及執政黨的「威信」，權力金字塔頂層不只早有憂患意識，也出台一批「頂層設計」的、「針對性」的文件。胡錦濤在總書記任內頒布的文件有：〈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防腐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防腐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

　　自八十年代以來，這一類的紅頭文件和法律、法規，可謂「汗牛充棟」，反腐肅貪的實效卻甚微。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官員貪污受賄更猖獗，地方官和政法官尤甚。

　　八十年代，貪污幾十萬是「老虎」；如今，「老虎」的胃口是數千萬乃至幾億元。北京《法制日報》的調查報告稱，2010年結案的國企貪官，人均貪污三千四百萬。

　　八十年代，還沒有「包二奶」的流行語，當官養情婦得偷偷摸摸；這幾年，包七奶八奶甚至三十六奶也「平常」，有的還張揚「攀比」，看誰更「色膽包天」。

　　八十年代，不少村官是到處沾小便宜的「表叔」；這幾年，圈地斂財上百萬乃至千萬「只等閒」，出席「全國村官大會」競開寶馬或奔馳（平治），炫富又擺派頭。

　　新清廉指數　排第八十位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日前公布2012年的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國大陸的排名下降五位，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中排位80（香港、台灣分別排14、37），比非洲利比亞（75）的排位還低，遠低於原東歐共產國家愛沙尼亞（32）、匈牙利（46）等，甚至低於古巴（58）。

　　推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制約權力和反腐肅貪應走之路。政改的第一內涵，是實行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文明社會的秩序文化。

　　執政黨主導制訂和公布了一批法律，並不等於有法治。法律必須限制公權、保障基本人權，建立良法善治的機制。所謂善治，是以人為本，包含司法相對的獨立、司法程序能承載社會公平和正義（包括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1881—1973）的《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哈佛版），重墨於秩序約束，稱法律包含「強制秩序」（coercive order）。就當代社會的法治而言，法律的強制性，是對實施地區的所有居民，沒有人有法外特權，這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要素。沒有平等的法律約束，就有公權氾濫、政令不順之險，恰如《管子•外言•法法》云：「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

　　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法律的執行與否視「政治需要」而定，權勢階層實際享有特權，故有「衙內」開車撞人被截停而高喊「我爸是李剛（河北公安官）」的事。權比法大，長官意志大於「法意」，社會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沒有真正的法治，廉政制便難以建立。

　　財產申報制　防權力尋租

　　反腐肅貪的第二個「依靠」，是良好的制度。包含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和利益迴避制，各級人大對公共財政預算的有效監督權、重大工程項目的審議權。這一套制度的功能，在於減少或消除特權，建立民眾參與的權力監察機制，防範公共財政流失和官員以公權貪污、謀取非法利益。

　　在政治文明史中，有效的財產申報制促成廉政，是建立政治文明的動力。財產申報制，是廉政制度的「樑架」。

　　1988年，喬石和文革後首任監察部長尉健行，主導草擬〈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因「六四」後的「左潮」而難產。1994年，人大立法規劃中有〈財產收入申報法〉，但財產申報制一直「空白」。公務員只申報工資收入，無法防範權力尋租。

　　在十八大的分組會上，溫家寶總理說：「把反腐敗放在重要位置，……要加強制度建設」；十八大前，他多次倡議建立申報制，但官場的回應冷淡。　

　　申報制之難產，主因之一是無「政治局共識」。據北京政界的消息，共識之無法建立，是受一些退位權要和既得利益者（特別是地方官）的阻撓。

　　沒有財產申報和利益迴避的制度，何來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