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廣州還在熱議「小平南巡精神」，這是中共十八大前的「聚焦話題」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將發行的《鄧小平時代》（以下稱「本書」），有對1992年南巡講話的解讀，更有對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論述。這兩件事，是港人較有興趣的話題。

　　本書的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 1930—），是哈佛大學榮休的政治學名教授。5月15日下午，中大將舉行中文版發布會，由校長沈祖堯教授主禮；接下去，是前校長金耀基教授主持的講座。

　
　　1．哈佛名教授　探尋鄧小平

　　本書作者為「美國最權威的東亞研究專家之一」（中大請柬的介紹），精通中文和日文，研究當代中國政治五十年。對日本亦有深入研究，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不只轟動日本，對美國政界的東北亞外交思維亦有影響。

　　哈佛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是美國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除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和傅高義、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 1930—）之外，還有精研中共黨史的史華茲（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1999）、精研文革史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及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 1931—）、馬思樂（Maurice Meisner, 1931—2012）等，如同《詩經•大雅•文王》云：「濟濟多士」。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本人就在香港認識本書作者。當時，他與孔傑榮是哈佛大學的年輕教授，有「中國通」之稱。他們常在大學服務中心，查閱研究文獻和訪談，中心在亞皆老街155號，與友聯研究所有借閱圖書、資料的關係。1988年，中心才併入中大；前幾年，改稱為大學研究服務中心。

　　傅高義和孔傑榮在155號的研究很下工夫，他們的一絲不苟，令人印象深刻。前者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第一本書《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1969年出版），就與155號有關。

　　本書在書店的銷售，預定在15日以後。中大出版社提供一冊「毛書」（印刷完工後的摺樣，無封面、未裝訂），讓本人有先睹為快之樂，願與讀者分享本書作者的研究成果。

　　本書不是鄧小平（1904—1997）的完整傳記，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和鄧小平政治角色的論述，本書的「導言」，題為〈探尋鄧小平〉；中文版序言稱，希望本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按中共黨史的分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是改革開放時期。

　　本書的研究載體非常豐富，除了北京官方文件和一些解密檔案、高幹回憶錄之外，還有中共黨政界高、中級幹部的訪談錄，高層（高於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的談話記錄。

　　 2．著墨於改革　重過程描寫

　　本書二十四章，分為六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前兩個部分，為本書的「序幕」，是鄧小平從「革命」到最高層當權的大輪廓。本書的著墨之處，在於第三至五部分（189—532頁）。

　　本書論述廣東和福建的對外開放、設立經濟特區的試驗；也觸及萬里和趙紫陽等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包產到戶）、中共黨內的分歧、陳雲和鄧小平的支持改革（401—409頁）。

　　在改革開放的決策和施政中，鄧小平扮演極具影響力的角色，是本書的「主調」；同時，也比較其他元老如陳雲的意見，分析他們的分歧（413—435頁），亦觸及總書記胡耀邦夾在兩個老人爭論中間（415頁）。

　　對於城市的經改如國企改革（425—428頁），開放僱工生產及其爭論，只是淡淡幾筆，未全面討論。

　　本書在論述鄧小平角色時，十分注重「過程」或事件的細節。在論述外交政策、一國兩制和天安門悲劇等章，細節的描述多於對決策的論析。

　　例如關於鄧小平的外交決策，有許多與外國政要接觸的描述，卻未詳析鄧和毛澤東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差異、睦鄰外交的理論；再如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二十三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敘述過程的篇幅很多。這或因為本書是為西方讀者而寫，要讓他們多接觸「過程」，從而了解真相，也可突出鄧小平的個性（如第4頁關於莎莉麥蓮的談話）。

　　3．天安門悲劇　誰應負責任

　　對於天安門悲劇，作者分析學生失敗的原因，提及「缺少人生歷練」，參與者是「鬆散結合」，留守者「抱著一種幻想」（565頁），是很中肯的分析。對於六四事件，本書寫道：「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566頁）；又稱，它是「嚴重的人道災難」（568頁）。

　　但是，作者迴避了人們的質疑：誰應為流血事件負責？平息學潮的「手段」是否有更好的「選項」？本書有技巧地羅列了各方的「假如說」，諸如趙紫陽假如「對學生少一些鼓勵」（568頁），卻未說出鄧小平或其他人是否應承擔「災難」的責任？開槍之前，有胡椒噴霧或水炮的「選項」？

　　本書以宏觀的視野，在比較改革開放時期「關鍵人物」之下，突出鄧小平扮演的「改革設計師」角色、經濟的高增長，資料豐富，論述偏重於決策、事件的「過程」，是一部值得細讀的力作。馮克利的譯筆流暢，沒有北京、上海不少譯作的生硬，讓本書有很強的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