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仁義觀，人與人或人與社會的和諧、社會與自然的協調、執政與民意的共舞，關乎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和百姓的福祉；在協調的基礎上，創造共生、共享的「天下大同」：「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禮記．禮運）

　　社會協調發展的要素之一，是權力、欲望的節制；《易經．節》謂：「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社會現代化的視角去解讀，「節以制度」就是權力、欲望的約束機制；在政治文明的國家、地區，約束機制的支撐力，來自法律、制度、道德和由它們形成的秩序文化。

　　有約束機制，才不會勞民傷財（不傷財不害民），才有可能營造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贏得民心、聚集人才，如《荀子》言：「樹成蔭而眾鳥息」，「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中西文化的差異大，但面對經濟發展的高消耗（資源、能源）和高排放（廢氣、廢水、廢物）模式、自然生態的破壞、氣候的暖化，不同文化、制度下的人卻都有拯救地球的憂患意識。

　　哥本哈根大會的舉行，正是面對人類文明的困惑：「山林險鳥獸去」的生態危機；必須改變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失衡，為後人創造「綠色的明天」。

　 　三項機制　減排和碳交易

　　公約是關於應對氣候暖化的法律框架，議定書則是執行法律的具體規範。

　　議定書誕生於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因大會地點在日本京都而稱為《京都議定書》，時為1997年12月；各方歷經7年艱難的談判，終使議定書於2005年2月生效。

　　在7年談判中，締約方簽署了一些重要協議，如2001年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的公約第七次締約方大會，達成技術性文件〈馬拉喀什協議〉；在議定書生效後的2005年冬，第十一次締約方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通過實施〈馬拉喀什協議〉。

　　依據議定書及後來的協議，應對全球暖化的規範，本欄解讀為3大項。

　　一是對發達國家的減排「量化約束」：至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的6種溫室排放量要減少5.2%（以1990年為基數，下同）；其中，歐盟、美、日和加拿大分別減少8%、7%、6%；東歐各國亦受「量化約束」，減少5%－8%。美國於2001年退出議定書締約方，拒絕接受量化約束。

　　受限制的溫室排放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其次是甲烷、氧化亞氮、六氟化硫、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

　　二是建立減排機制（靈活合作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聯合履行機制（或稱遵守機制）（JI,Joint Implementation），碳排放交易機制（或稱國際排放貿易機制）（ET, Emissions Trade）。

　　三是2005年蒙特利爾大會提出的創新機制：籌劃2012年後應對氣候暖化的機制，即確定2012年後的減排目標，簽署議定書的延續協議。

　　為了開創「後京都時代」，聯合國氣候大會於2007年12月在印尼峇里舉行，達成13項內容和一個附錄的「峇里路線圖」：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各國加強合作，透過談判達成減排的全球長期目標，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要受減排指標約束；談判於2009年完成，在年底的哥本哈根大會尋求後續的議定書。

　　責任有別　拒絕量化約束

　　對於應對全球暖化，中國有「積極的回應」。1992年簽署公約，次年批准；1998年簽署議定書，2002年批准。官方也表示支持路線圖，促進哥本哈根大會取得成果。

　　中國與西方存在分歧，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有不同的伸延詮釋。中方認為，發展中國家以自願的方式共同努力減排，但不承擔有法律約束的減排指標，即「量化約束」。

　　美國和西方的觀點是：中國和印度是排放大國，應承擔受約束的減排指標。

　　這種分歧，將是哥本哈根大會的一個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