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視生命價值　不自由毋寧死

　　自由，是生命價值極重要的一環，故流傳名言：「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這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政治家帕特克里．亨利（Patrick Henry, 1736—1799）在國會發表演詞（1775年3月23日）的一句。

　　在他之後，匈牙利詩人、反對農奴制爭取自由平等的革命家裴多菲．山多爾（Petofi Sandor, 1823—1849），寫下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些名言、名詩的傳播，啟迪獨立思考者探索自由的真諦。全球自由指數的建立和發布，則顯現文明社會關注人的自由權，並承擔監察之責。

　　設在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剛公布2016年自由指數。在210個評估的國家、地區中，香港的評分是63分（滿分100），列為局部自由地區；中國大陸16分，列為不自由地區；台灣的得分則達89分，在自由地區之列。

　　這是值得探索的自由度差異。本文以華人聚居地類、共產政權類的劃分，比較分析各類自由指數的差距，觸及背後的社會制度、政治生態的變化。

　　西方發達國家　高度自由民主

　　本文的參照數據，是全球有公信力的自由指數及經濟自由度、營商環境（自由度）、新聞自由度的指數；也列入人均GDP和民主、清廉指數，作為比較研究的載體。

　　數據的比較，以華人聚居地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為主；輔以華族人口約佔70%的新加坡、24%的馬來西亞。

　　另一類的比較國家，是5個現存共產國家（中、越、朝、老撾和古巴），2個共產政權已解體的國家（俄、蒙）。普京控制的俄羅斯，是美、中之外「第三勢力」野心勃勃的國家；在共產政權已解體的亞洲國家中，蒙古的自由度、民主度則最高。

　　2016自由指數只評分數，不列排位。

　　評為100分的芬蘭、冰島、挪威、聖馬利諾、瑞典，都是歐洲國家。99分的加拿大、荷蘭，98分的澳大利亞、丹麥、紐西蘭、盧森堡，97分的葡萄牙、96分的瑞士、比利時，95分的德國、英國、西班牙，91分的法國，90分的美國，都是西方先進工業國家，多在歐洲，其次在美、澳。亞洲國家自由指數最高的，是日本（96分）。

　　它們都是經濟發達國家，有悠久和堅實的自由民主制度，社會文明程度高。2014年的人均GDP（美元），大都超過43000元，全球排位在20之前（表１），日本則排27位（超過36000元）。

　　它們的其他自由指數和民主、清廉指數，都在全球前列。

　　華族自由指數　台灣高香港降

　　廣義的華人聚居地，評分和排位較低，共產國家的排位尤低。

　　在2016年自由指數中，台灣評分最高（89分）（表２），與意大利、斯洛伐克同分，只差美國1分、法國2分；按分數排列應是48位（評分相同的排位一樣），是唯一列入自由地區者。

　　香港只有63分（104位），高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列為局部自由地區。

　　中國大陸只有16分，只略高於也門，與古巴、阿塞拜疆（歐）、塔吉克（中亞）同分，並列188位，在不自由地區中排位很後。阿、塔是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共產政權解體後政治經濟仍落後。

　　比較華人聚居地的各類自由指數可以發現，台灣的自由度、新聞自由度和民主指數最高。

　　新加坡的這三項指數均偏低，經濟自由度（全球第2）、營商環境指數（第1）和清廉指數（華人地區最高，全球第8）則很高。它是經濟發達國家，2014年的人均GDP超過56000美元，為華人地區之首位（全球第8）。

　　香港的自由度及新聞自由度、民主指數，都處於全球的中等水準，近幾年的評分、排位，在持續下降。新聞自由度由第61位（2014）降至70位，竟低於原共產國家、經濟落後的蒙古（54位）。清廉指數亦下降，但仍居全球第18位。

　　香港是經濟較發達地區，2014年的人均GDP接近40000美元，高於經濟總量（GDP）居全球第3的日本。「九七」後，香港仍保持優異的自由經濟體制，在全球的經濟自由度、營商環境指數，分別居全球第1、第5。

　　中國大陸民權　缺乏有效保障

　　北京官方聲稱「以法治國」、「人民享有自由」。八二憲法和其他法律確有人民自由權的規定，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通信和人身的自由，但相關法律條款都是未兌現的「白條」，人民未真正獲得自由權的保障。各級官員常以「維穩」為藉口，強加「尋釁滋事」罪名剝奪人民自由權【1】、迫害維權上訪者【2】；有些官方電視台和地方官吏，常把未經法院判罪的「疑犯」示眾迫他認罪，違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3】。

　　八二憲法實施之前，民權更無保障，人民的自由權長期被剝奪。五四憲法規定人民有自由遷徙權，但毛搬用斯大林的蘇聯嚴控模式，以嚴苛的戶籍控制和糧食隨戶籍配給制，形成隔離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居民不能向城市自由流動；官方常以強制手段，把有城市戶籍的居民「下放」或遣送到農村。

　　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毛的親信、以極左聞名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以哄騙和強制的手段，流放一批「黑五類」及其家屬（包括幼童），押至西北甘肅荒涼山區，受害者景況淒涼【4】。

　　從五四憲法到後來多次修改的憲法及「國家法律」，都稱「工農當家作主」。事實是：工人和農民從未真正「當家作主」，在毛時代農民處境尤艱難。「人民公社」實施農奴化管控期間，農民連種植的自主權也沒有。七十年代末，在安徽推行包產到戶解救飢餓農民的改革家萬里（1916—2015）說：「搞人民公社，……簡直是強迫農民，以至剝奪農民」【5】；又說：「把農民管得太苛，沒有一點自主權」【6】。 　

　　一黨領導體制　遠離法治軌道

　　7個共產國家或共產政權解體的國家，有6個的自由度極低：中國大陸188位（16分），越南178位（20分），老撾195位（12分），北朝鮮205位（3分），古巴188位（16分），俄羅斯177位（22分）。

　　唯一例外的是蒙古：86分，排56位，比香港高23分（高48位），只比台灣低3分，在自由地區之列。這是蘇東波（1989—1991）後，亞洲原共產國家自由化的奇蹟。

　　共產政權已解體的東歐國家，多半已「西歐化」，自由指數大都很高：捷克95分，波蘭93分，斯洛文尼亞（原在南斯拉夫）92分，斯洛伐克89分，把上述5個共產國家和俄羅斯遠遠拋離在後面，可與歐、美先進國家媲美。

　　中國大陸的各類指數最低。其中，自由度只有16分，在全球倒數20左右；新聞自由度則居180國（地區）的第176位，與共產國家古巴（169位）、老撾（171位）、越南（175位）、北朝鮮（179位）一樣，是極不自由地區，僅略高於敘利亞（177位），比非洲的索馬里（172位）、蘇丹（174位）還低；與共產政權解體後推行政改的蒙古（54位）相比，相差一大截。

　　中國大陸的清廉指數（83位），亦仍在很低的排序，低於蒙古（72位）和古巴（56位）。

　　指數低與「一黨領導」體制息息相關，社會遠離法治之道，經濟領域未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計劃經濟（命令經濟）體制的沉澱很重，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仍很強，國企享有各種特權。

　　2013年以來，政治的高度集權，形成造神的個人崇拜、家長意志下的一言堂格局，民權更缺乏有效的保障。民眾的所謂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都只是口號。經濟規模的壯大（GDP居全球第2），並未帶動社會融入全球的自由文明軌道。

　　香港政局惡化　自由權有危機

　　全球各類指數的變化，顯現香港的自由、民主、廉政倒退，顯露衰敗之象。

　　「九七」後，香港「一國兩制」政治生態有錯綜複雜的變化。2012年冬北京權力金字塔頂重組之後，政局急劇向更左方向轉彎，並衍生「亞文革」。在高度集權和家長意志下，官方對知識界展開大清查、大清算（批自由化、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和民間社會論等），在各地強拆教堂十字架，以政治罪名關押維權律師、上訪民眾，取締民間（公民）社會組織，並追究「妄議」罪。

　　香港深受北京政局轉變和亞文革的影響，新聞自由、人身自由、校園學術自由持續受到衝擊。

　　報紙總編輯在街頭被刺殺、港大校園類似「拔白旗插紅旗」（1958）的風波、越境政治綁架事件的發生，在在說明香港正在加快紅色化（赤化），兩制邊界模糊，市民的自由權面對危機。政治生態的惡化，是香港在全球自由指數中排位下降的主因。

　　政治體制改革　帶來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的概念，源自古希臘。個人的獲得自由權、社會自由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經歷了漫長、艱巨之路。

　　從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到1789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1791年美國的人權法案、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自由權的實現、人權的保障大有進展。

　　對於自由的意涵，我的解讀是：從奴役、壓迫中解脫，人具有個體的獨立，不是受他人束縛、支配、奴役的「工具」；不是集體主義下不能自主的螺絲釘，不是人身依附下沒有「自我」的盲從者。如同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說的：「人生而自由。」

　　所謂個體，一是人的「自主」，二是「自在」。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說：「自由，是一個人不受他人武斷意志所強制的」，就是指人的獨立個體。

　　自由平等是天賦人權，自由權被侵害或剝奪，多因極權制度，自由權的復歸民眾或有效保障，有賴政治體制的變革、法治的建立。

　　環顧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是唯一的法治、自由社會；台灣處於限制自由的戒嚴時期，是「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大陸則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領導體制，沒有自由、法治可言。

　　自八十年代後期蔣經國推動政治改革之後，台灣的政治生態大變，今日的自由度已超越香港；民眾的民主權，已體現於從里長到總統的選擇權，實現了主權在民、政黨輪替的民主。「九七」後的香港，面對兩制邊界模糊化、赤化日益明顯之困，自由度下降、民主前景悲觀。

　　再看蘇東波後原蘇聯東歐集團的變化，也可以看到自由的曙光在於政治體制改革。靠近西歐的原東歐共產國家捷克、波蘭、匈牙利，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在共產政權解體後推行政改，朝向西歐的民主政治，其自由度和經濟發展的成就可觀。

　　俄羅斯和原蘇聯的中亞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斯大林極權體制的沉澱遠未清除，自由度都仍很低。蒙古的自由度和民主度則大大提升，這要歸功於政改。

　　這幾年，北京在政治上走回毛澤東老路，在「亞文革」中強化社會監控、專政職能，人權受到更大威脅，香港的自由難有「美好的明天」。

　註：

　1，強化全權主義 編造尋釁滋事

　2，武漢一位法學教授發表研究「維穩」的文章，指出：
　「有些地方政府頻繁動用國家專政工具甚至勾結黑惡勢力，採取諸如截訪、毆打、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以至於公然在北京僱傭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各種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上訪群眾人身和精神的巨大傷害。暴力維穩正在嚴重傷害政府機關在群眾中的形象，逐步侵蝕著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
　──新華月報（半月刊，北京）2012年10月下半月，頁48—49。

　3，從刑事訴訟法 析高瑜案疑點

　4，有良知的歷史學者劉志琴，發表的調查報告透露：
　「冬天，凍開裂的手露出帶血的骨頭，不停地挑沙、積肥；一個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一百五十多斤，遠遠超過她自己的體重，在風沙中奔波；烈日當空，烤焦了皮膚，暈倒在地……。飢餓的年代到來了，同去的一百多名上海人，餓死了三分之一，她帶著孩子吃樹葉、啃樹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瀕於死亡。」
　──劉志琴：「紅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難人，炎黃春秋（月刊，北京）2000年第5期，頁34－36。

　 5，萬里農村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中國經濟時報（北京），1998年4月30日第1版。

　 6，萬里說：
　「過去，國民黨反動派向農民要糧要錢，但還不管你種什麼，我們可倒好，農民種什麼，怎麼種，要管。……農民的種植權，產品支配權，我們全都管了，農民還有什麼權利？我們有些人搞瞎指揮，什麼他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教訓很慘痛！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地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