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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憲法人權條款的白條化
—首個「憲法日」之前對法治的思索
 
丁望

原載:信報月刊,2014年12月號,頁84—87
上網:2016.6.30
字數:原文5,373,上網5,753

 

  關鍵詞法治,良法善治,人權,秩序文化,八二憲法,人權條款,自由權,遷徙自由,被通知權,失聯,尋釁滋事,示眾,口袋罪,白條化,體制弊端,黨大於國,黨在法上

 
圖1,網絡大V熒屏上「公開認罪」。網絡圖片
 

  今年的12月4日,是八二憲法頒布32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和人大決定,把這一天定為「憲法日」,將有首次的「憲法日」活動。


  1.制訂大量法律 不等於有法治

  10月下旬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稱憲法是「黨和人民共同意志」、「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

  在中共黨史和相關文獻中,所謂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偽命題,權力的主體實際是執政黨,人民從未是「主人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論和高度集權下,執政黨及其領導層實行全權主義;在執政黨內,連「黨內民主」也還在期待中,社會並未走向真正的法治之道。

  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法律,早已汗牛充棟。有大量的法律,並不等於有法治。

  真正的法治(rule of law),不同於藉「法治」之名以法律制國、制民(rule by law),後者只是體現執政黨意志或家長意志的法制。

  我對於法治的簡要解讀是:良法善治。法律以人為本,規範和限制公權,保障基本人權;在良法的基礎上,建立相關的制度,形成司法獨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程序公正的司法體系;構建尊重自由、平等、公義的價值觀和邁向民主、文明社會的秩序文化。

  走向法治之道,首先要建立邁向文明社會的憲法體系,包括憲法及違憲審查機制。

  就規範、保障人權而言,中共中央主導制訂的八二憲法、相對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有些「進步」,但仍遠遠不足。本文述評八二憲法的人權條款【1】,分析它面對的白條化之困、黨在法上、權大於法的「一黨領導」制度弊端。 


  2.從公民自由權 到私有財產權

  八二憲法及其修正文本的所謂人權條款(表1),主要是第13條的私有財產權,第33條的法律平等權和基本人權保障,第35—40條的公民自由權,第48、49條的性別、婦老幼保護權。其中,私有財產權和基本人權的保障,是2004年第4次修正加入的。

  除了私有財產權和人權保障之外,其餘的公民自由權條款,在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中都有。五四憲法還有「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2】。

  憲法沒有實際的操作性。操作性的產生,有賴與憲法條文有關的「國家法律」(由人大通過、國家主席頒布)或國務院行政法規(由國務院總理簽署頒布)。

  與憲法人權條款有關的主要法律,有民法通則、刑法、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民事訴訟法(民訴法)、行政訴訟法(行訴法)和集會遊行示威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表1)。

  胡溫新政期間(2003—2013),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與和諧社會論,溫家寶主導構建科學發展觀;相對於前朝,他們有較強的改革傾向。

  溫氏主導國務院制訂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2010)等。八二憲法的2004年修正文本加進一些人權條款,與此有關。2012年11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提到「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但仍未寫入法律中。

  2012年3月通過的刑訴法第2次修正文本,增加或改善了一些關於「程序公正」的條款【3】;這些改革構想,關乎胡溫新政特別是溫家寶的法治理想、司法改革觀【4】。

  胡溫新政和司法改革構想,受到「左的干擾」。周永康在政法系統大權獨攬(2007—2012)、薄熙來頌毛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2009—2012),造成改革的大障礙。

  在前朝權要遙控宣傳、政法系統之下,「維穩」的極左舉措,而胡錦濤又缺乏衝破阻力的魄力,使八二憲法和法律的人權條款受到更大的挑戰,人身自由一類的人權大受侵害。


  3.城鄉二元結構 沒有遷徙自由

  在八二憲法或較早的憲法中,人權條款是政治裝飾品,毛時代的白條化尤為嚴重。

  所謂白條化,是指官方不能兌現的欠單。在「一黨領導」體制下,人權條款沒有實際效力往往是「常態」。例如,五四憲法第90條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便是沒有法律效力的「白條」。

  毛澤東(1893—1976)搬入斯大林(1879—1953)的計劃經濟(命令經濟)體系,實行城鄉二元化的工業化政策,形成城市和鄉村的二元結構,農村人口禁止向城市流動。

  嚴格的戶籍管制,剝奪了農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即使有城市戶籍而分居兩地的夫妻,申請同居一城也大受限制,結束「牛郎織女」的等待時間長。


  住宅不受侵犯和保護通信秘密自由,也是「假大空」。

  1955年反胡風(1902—1985)和肅反期間,官方按毛意旨搜查胡風與朋友間的書信,整理出「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毛下筆批示,把書信中的一些話羅織為政治罪名。在每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時,各級拍板者、掌權者任意抄家、搜檢私人函件,是人人都熟悉的「專政手段」。

  關於居住和遷徙自由,在七五憲法刪除了,這倒使民眾再無享有此自由的懸念。直至現在,這項自由在憲法中仍然空白。   


  4.一天通知條款 找藉口剝人權

  八二憲法頒布後,官方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大有發展。1978—2008的經濟增長率,年均超過9%,經濟規模(GDP總量)已居全球第二,外匯儲備為全球第一。但是,官方保障人權、改善人權的狀況,仍遠遠落後。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新權要重樹毛的「高大形象」,批判憲政民主論;各地黨政官員以維穩之名侵害人身自由、羅織罪名更為厲害。這是備受爭議的倒退。

  2012年3月頒布的刑訴法第2次修正文本,有關於基本人權保障的條款。例如第50條,嚴禁刑訊逼供(舊文本亦有)、不得強迫自證有罪(新增);第73/83條,被監視居住、立即拘留,應在24小時內獲通知,此即被通知權。這是小幅度的改善。

  但是,它附加了限制條款:「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不得獲24小時內通知的權利。

  這項限制自由權、知情權的規定,成為各地政法委員會等「專政機構」的「方便條款」。「執法者」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拒絕通知被帶走、拘留者的家屬,使他們失去知情權,社會上也衍生「失聯」的術語(指失去聯繫不知去向)。

  非常有諷刺味道的,曾長期掌專政權的周永康、李東生(公安部正部級常務副部長),失勢後也「失聯」,其親屬未獲24小時內通知的知情權。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的王建勛教授,曾批評刑訴法修正草案保留上述限制,是「秘密偵查合法化」。他指出:「刑訴法自始就缺乏憲政精神的指引,缺乏對程序公義的尊重。」他認為拘留後不通知家屬的限制,「與法治原則不符,……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條文。」【5】


  5.濫以尋釁滋事 抹黑陷害文人

  濫以「尋釁滋事」罪名抹黑、陷害公民特別是知識分子,是十八大後另一備受社會爭議之事。

  所謂尋釁滋事,是指無事生非、帶點流氓味的無理取鬧。刑法第293條規定須追究法律責任(表2)。

  第1款至第4款對可處刑的行為,有清晰的規定。2013年7月,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下達〈關於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文檔編號:法釋﹝2013﹞18號)【6】,對於是否適合援引刑法第293條定罪,亦有明確規定(表2)。其中,關於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兩高的法釋有舉例式的場所羅列,未列入政府機構的場所,這或是因為上訪條例規定,公民可向政府上訪機構申訴。

  綜觀刑法第293條和兩高的法釋,有「尋釁滋事」罪嫌可定罪判刑的行為要素,本人的解讀是:

  一.破壞社會秩序,情節惡劣或「嚴重」;
  二.造成他人財物損失達到一定的「量化標準」(1000或2000元以上);
  三.當事人是無事生非的主體,且有妨礙、干擾或損害他人之舉動;
  四.有「尋釁滋事」的對象(向誰無理取鬧?追逐、攔截、辱罵、恐嚇誰?)。

  中共十八大後,官方拘留維權律師許志永。2014年5月,北京維權律師浦志強、社會科學院專家徐友漁、電影導演郝建等,在私人住宅聚會,交談中有紀念八九學潮話題,竟有「尋釁滋事」罪嫌而遭拘留,浦氏至今未獲釋。

  本人曾在《信報》的〈思維漫步〉欄,分析官方羅織罪名之荒謬【7】。最荒謬之處,是這些書生在私宅聚會,並無「逞強耍橫」舉動,沒有「尋釁滋事」的對象(向誰無事生非?毆打、辱罵誰?),沒有人告發他們騷擾、妨礙了誰?

  北京法律界人士稱,「尋釁滋事」成了官方的「口袋罪」,是拘留或關押文人、上訪者的藉口。這是違反刑法第293條和兩高法釋,更是對人權的侵害。

  十八大後的另一「奇景」,是毛時代的遊街示眾又出現。被拘留有賣春、盜竊等罪嫌者,還未進入檢法的審理程序,卻被地方政府或公安局捉去遊街示眾,在群眾批鬥會「低頭認罪」。更有一些新聞記者、撰稿人被「維穩」官吏捉去,被迫穿上囚衣在電視中「坦白認罪」,這是變相的示眾。

  這是違反刑訴法第12條: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有罪。


  6.法律成為白條 關乎體制弊端

  法治之路舉步維艱,八二憲法的人權條款成為法律白條或面對白條化危機,關乎「一黨領導」體制的執政觀、權力觀和權力結構。

  法治障礙之一,是權力的「高度集中」。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黨大於國,黨在法上,權大於法,家長的批示政治含金量最高;沒有真正的憲政體制,缺乏違憲審查機制。


  在八二憲法和法律中,執政黨實際高於國家,更高於政府;條文強調執政黨領導地位及其絕對權威。執政黨的極度集權,衍生家長制的一言堂,黨權和個人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黨官干擾司法裁判,以致無法走向真正的法治之路。

  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主張深化改革、建立「黨內民主」,以制約權力的過分擴張。她呼籲正視體制弊端:「把國家政權系統作為執行黨的政治指令的工具。在加強黨的領導名義下,政府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黨的手堙A……甚至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由黨組織直接代行國家職能。在社會領域中,黨組織實際掌握各類社會組織的權力資源,全面運用權力意志來指揮甚至命令群眾。」【8】

  法治障礙之二,是專政論。

  執政黨的執政理論,以「無產階級專政論」(或稱「人民民主專政論」)為「內核」,強調階級鬥爭或敵對勢力顛覆。法律的制訂、實施或司法措施,往往是基於政治需要,帶有政治控制和政治制裁色彩。

  北京學者論及長期存在的刑訊逼供,指出:「長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刑事訴訟被認為是對敵鬥爭的專制活動,許多案件的辦理還靠搞專案運動等辦法或者憑經驗、憑感覺辦案,缺乏科學、系統的證據規則,在審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過程中,寧枉勿縱、重打擊、輕保護……使得刑訊逼供長期存在、根深柢固,成為危害無辜、造成冤假錯案的毒瘤,影響惡劣。」【9】

  官場腐敗,有些公檢法官吏「看錢辦案」,也是法治障礙,導致人權保障的脆弱。

  法治障礙之四,是公檢法的不少官吏,素質偏低,有的甚至缺乏足夠的法律常識,對法治的認知極有限。他們困囚於長期的階級鬥爭「左習慣」,觀念仍僵硬。這種狀況,阻礙了司法改革和人權保障。

  有司法改革理想的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慨嘆「司法觀念的相對滯後」;他提及「司法觀念的轉變和更新」,呼籲「逐步樹立起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現代刑事司法觀念。」【10】

 

 註:

 1.北京官方並無「人權條款」,這是作者對關於保障人權的法律條款之概括。
 2.1957人民手冊(大公報社,北京,1957),頁57。
 3.丁望:無罪推定原則 程序公正之路,信報2013年9月5日,A17版。

 4.溫家寶說:「法大於天,法治天下」,「憲法和法律的尊嚴高於一切……一切組織和機構都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法的核心就是公平,這要靠人公正執法」。他又說:「改變以黨代政、權力絕對化現象」。
 5.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9—05/110841029.html
 
6. http://www.mps.gov.cn/n16/n1996048/n1996090/n1996180/3852162.html
 
 7.丁望:強化全權主義 編造尋釁滋事,信報2014年5月22日,A22版。
 8.蔡霞: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為何艱難,改革內參(北京,旬刊)2010年第46期,2010年12月10日,頁25—28。
 9.曹全來:讓陽光照進司法的每個角落,學習時報(北京,周報)2013年8月5日,第5版。
 10.據人民法院報(北京)網站的報道,2012年6月5日。

  
 

 

 

八二憲法和法律
對人權的主要規定
表1

 

刑法和兩高法釋
關於「尋釁滋事」的條文
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