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和社會的廉潔程度，與經濟發展、社會文明息息相關。

　　設在德國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TI,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不久前發表2013年度全球清廉指數（CPI,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排在前10名的是：丹麥、紐西蘭、芬蘭、瑞典、挪威、新加坡、瑞士、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

　　它們與排在10名之後、22名之前的盧森堡（11）、德國（12）、冰島（12）、英國（14）、比利時（15）、日本（18）、美國（19）、法國（22）等，都是先進的工業國家，人均GDP（美元）大都超過40,000（表1），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文明的程度高，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健全、成熟。

　　在17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最後的10個，如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和末位的北朝鮮，都是貧窮、落後或缺自由、無法治、獨裁的國家，有的是戰亂地區。

　　大中華地區的排名，有高、中、低之異：香港15（75分），台灣36（61分），中國大陸80（40分）；人均GDP（2012年，美元）也相差甚大：香港33,000，台灣20,000，中國大陸6,000。

　　清廉指數的高低，關乎法治、制度、道德、國民素質和秩序文化，與社會文明程度息息相關。

　　掀查虎風暴　涉政法一哥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有新一輪的「反腐風暴」，即查虎風暴。

　　在中共中央全盤部署下，政治局常委、紀委書記、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派巡視組到各省、部門「找老虎」。截至12月9日，捉出15個省部級「老虎」並立案調查。其中，有中共十八屆中委、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正部級），四川省委前秘書長、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和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副省級）等。

　　這3個涉嫌貪污、情色案的高官（傳貪污受賄額從數千萬至幾億），與周永康（71歲）有或淺或深的「關係網絡」。

　　周是中共十七屆中央（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的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維穩領導小組組長、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新疆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集政法系統大權於一身，為「政法一哥」。北京的政界人士，私下戲稱他為「康師傅」（意謂「刀把子」師傅）而不名。

　　查虎風暴最引北京政界和民間關注的，是他是否捲入風暴中？「刑不上常委」（2002—2012稱「刑不上九常」）的中南海權力規則，是否有「顛覆性改變」？除了涉嫌包庇薄熙來、谷開來牽涉的海伍德命案之外，是否涉及家族的巨額財富？與中石油／中石化系（包括勝利油田系）和四川官場貪官有什麼關連？都是議論的話題。

　　有小道網站和台報稱，他在12月1日被捕，2日晚上央視的新聞聯播將公布消息。這種「來自中南海權威消息」，如同前幾年某總書記「死亡」的「內幕消息」，並不可靠。

　　在中南海權要中，康師傅有上層關係優勢，稱為「江親信」、「鐵桿子保皇派」，是「太上皇」十分信賴、掌專政（刀把子）實權的核心幹部。

　　他也有資歷優勢，是中石油系統的代表人物，先後任遼河（東北）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副局長、局長（1976—1985），國務院石油工業部副部長（1985—1988），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1988—1998），曾兼任勝利石油管理局局長（1989—1990）。

　　1998年起，獲總書記重用，先後任國務院國土資源部部長（1998—1999）、四川省委書記（1999—2002）。2002年11月，成為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書記是李鵬系的羅幹）；2003年3月入閣，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後，成為九常委之一（排名最後）。

　　密集查四川　中石油系統

　　查虎風暴對四川幫、中石油系的密集攻勢，是「政法一哥」被廣泛議論的主因之一。

　　在被中紀委帶走、立案調查的老虎中，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秘書長、副省長的郭永祥（64歲），跨中石油系和四川幫兩界，更是「政法一哥」非常信任的大管家，故他在6月案發引起的「關注度」甚高。

　　郭在中石油系26年（1972—1998），在國土部2年（1998—2000），在四川13年（2000—2013）。1988—1998，周任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時，他任辦公廳調研處處長等職，是搖筆桿子親信。1998—1999，周任國土部部長，他是辦公廳主任，是大管家。

　　1999—2002，周任四川省委書記，他先後任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第二大管家）、省常委辦公廳主任。

　　周調中共中央政法委之後，他即調升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副省級，第一大管家）兼辦公廳主任，維持周在四川省的「後影響力」。

　　四川第二虎李春城，在東北任哈爾濱市副市長時，就涉嫌買官賣官，調四川後卻獲周重用，曾任成都市副市長、瀘州市委書記（正廳級）、成都市市長（副省級）。周上調後，他升任成都市委書記，與郭永祥合稱為周的「四川兩大幹將」。2007年中共十七大時為候補中委候選人（原十六屆候補中委），因被檢舉涉嫌貪腐而在「差額」中落選，後來因有「重要人物」保護，相關的查案不了了之。

　　四川第三虎、12月被中紀委帶走的徐孟加（56歲），任雅安市市長、市委書記（正廳級）8年（2005—2013），在周主持四川省委時，被提拔為攀枝花市委副書記（副廳級），與周的淵源不深，但與郭、李關係甚好。據成都政界的消息，在案發前傳內定升為四川省副省長。　

　　與查上海案　有相似之處

　　中紀委對四川幫、中石油系的密集查案，與陳良宇在2006年9月被扣留調查相似。

　　中紀委在政治局常委吳官正主導下，握有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涉嫌貪腐的證據，立案調查其親信、政治管家，包括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孫路一（判刑15年），大秘書、市委辦公廳副主任秦裕（無期徒刑），關押涉及社保基金貪污、挪用案的一批人。借用官場的術語，這是「尋找突破口」。

　　更相似的，是黃菊被人檢舉家族、親信涉嫌斂財後，中紀委以他的政治秘書王維工為查案的「突破口」。當時，黃是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王是他的黨政綜合辦公室（俗稱「黃辦」）主任，是正廳級大管家。中紀委查獲王貪污近千萬，法院判他死緩。此案令黃氏十分尷尬，不久病情（癌症）惡化而死亡。中紀委對他未追查「用人責任」。在「刑不上九常」的遊戲規則下，本來就不會查他與王案有什麼瓜葛。

　　現在，中紀委查郭永祥、李春城等案，也調查「政法一哥」家族「斂財30億」的傳聞。有些北京「小道掮客」的「傳聞」未必可靠，其中關於他在薄熙來被捕後派坦克入中南海，就是「假貨」。

　　中紀委即使已掌握一些證據，要破「刑不上常委」之規則仍有障礙。如無現任、退任常委支持和「太上皇」點頭，改變舊規則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政法一哥」如果與其髮妻命案、兒子非法斂財案確實有關，則有可能追究刑責。

　　有制度建設　實效並不高

　　查處貪官並非「平地而起」，這是中共中央紀委早就推展的「反腐」。在胡溫新政期間（2002年10月至2012年11月），查貪的力度相對較大。所謂胡溫新政期間「反腐乏善可陳」，與事實並不符。

　　胡溫新政的「標誌」之一，一是推進廉政的「制度建設」；二是立案調查並處置了一批貪官，其中有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和薄熙來（2012年3月扣留調查），超過一百個省、部級高官（表3），還有許多農村土霸型的貪官。

　　在「制度建設」方面，制訂了一批防腐懲貪的「黨內法規」或國務院法規，如胡錦濤簽發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5）、〈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2008），溫家寶簽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國發33號文件，2010年11月）；再如，在國務院設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副部級直屬機構，由監察部部長兼任）。

　　「制度建設」的主要取向，是對權力、官員行為的一些規範，並建立預防腐敗機制。

　　但是，「制度建設」和查案懲貪的實際效果偏低，「前任坐牢後任續貪」的「怪圈」，在各地一直存在。法規和紅頭文件的約束力很脆弱，凸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法治和制度　反腐之要素

　　最大的體制弊端，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上，執政黨及其官員的權力實際是無窮大，黨大於國、權大於法，大家長意志或地方、部門長官意志大於法意。

　　建立官場的廉政制、社會和經濟運行的「廉潔約束」，是走向現代化文明之路不可或缺的「政治工程」，其基礎就是法治。法治的要素，是限制公權，規範政黨和政府行為，保障民眾基本人權，建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具有程序公義的司法獨立機制。

　　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以「整風」模式推動查貪，或與「借事立威」建立「個人權威」的意念和「新權威主義」有關。這種「運動式」的查貪，極難改變官場的腐敗。

　　香港從「貪污島」到全球清廉度高的國際都市，是靠法治建立有效的廉政機制，而非什麼主義、政治口號和虛假的「個人權威」。

　　改變腐敗、建立廉政的第二要素，是建立良制。以民為本、約束權力、政務透明的良好制度，首先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香港早就有公職人員不動產、公司利益關係的申報；台灣的申報則更嚴格，除不動產之外，銀行存款、收藏品（字畫文物）等都得申報並供民眾查閱。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民眾對財產申報制「熱切期望」，但全會的「決定」卻不提財產申報制，折射承受既得利益階層的壓力很大，肅貪的決心偏小。

　　《易經．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制度約束私欲、官德；能「正其身」，才能建立施政的公信力。貪腐失信於民，積聚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