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民怨、民心，是中共執政的沉重話題。新一屆人大的首次年會，以民生為第一主題，正是回應胡溫維新的“執政為民”理念。
改善民生、緩和民怨、爭取民心的議題，自涉及三農危機及其化解；其因，如溫家寶對三農政策的解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事業全局的重大問題。”
胡溫維新的5年，把三農的發展視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5日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不小的篇幅闡述三農政策、過去五年成果。
胡溫如能繼續改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生態，大力改善民生，整頓吏治，釋放民怨，休養生息，便可能產生整體社會富強、和諧的巨大動力，為執政黨創造長治久安的大格局；反之，則激化社會群體抗爭，執政黨面對失去民心、執政正當性的危機，這就是胡錦濤提出“人心向背說”的一個原因。
“人心向背說”的背後，是反思歷代王朝興衰的“歷史教訓”。西漢政論家賈誼（前201-前169）在《過秦論》的“警示”：“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就是正視民疾者要汲取的“歷史教訓”。
本文以解構的視角，略析結構傾斜之下的三農危機，胡溫的讓步政策，農村工作的五年成果和不足。
解構城鄉 直視結構傾斜
以解構的視角觀察三農危機，得先分解城鎮與鄉村之間地域、人口、收入、教育、消費的結構；也分解城鄉二元體制下的政策結構，如公共財政投入的大傾斜。
在960萬平方公里中，鄉村遠大於城市，在2,800多個縣中，592個是“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在去年13億2,000萬人口中，城鎮和鄉村居民分別佔四成半、五成半。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比例大，1978年有2億5,000萬，超過當時農村人口的三成；2007年雖降至1,400多萬，但如按聯合國的貧困線（人均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則達1億3,000萬以上。
城、鄉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差距大，且日益拉大。1978年，前者是後者的2.37倍，2007年拉大為3.32倍。城鄉的恩格爾系數，相差近7個百分點（參閱表），顯示城鄉之間消費水準的距離。
城鄉之間的教育機會、醫療衛生設備，差距也很大。如孕、產婦死亡率，鄉村是城市的1.8倍（2006）。
這種城鄉差距，源自毛澤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分隔之下，官方實施傾斜政策。一方面，官方以嚴格的戶籍管制和“專政力量”的監視，禁止鄉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民極難轉變身份；官方透過稅賦和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取走農民大量的生產成果，以積累工業化、城市化的資金和物資。另方面，官方向城市職工提供相對農村較高的工資，向有城市戶籍的居民提供補貼和社會福利保障；鄉村居民不僅沒有社會保障，還要承擔鄉村學校、基層政權、修路的部分經費和其它各種攤派。更為厲害的傾斜是，公共財政的投入、公共服務項目的提供，向城市大傾斜；其中，中央財政的衛生開支，八成四投放於城市，只有一成六放到鄉村（2001）。
在結構傾斜之下，農民長期未獲平等的國民待遇，受困於苛捐雜稅和土霸式官吏的欺凌；農田基礎設施不足和殘舊、農用工業品價格高、科技投入少，造成農業生產落後；農業生產的邊際利潤低，教育機會的不公平，社會保障的“缺位”，則導致貧困的惡性循環。
九十年代以來，工業化、城鎮化，既使許多鄉村的生態環境受污染，又使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生活日益艱困；進城的農民工，受到各種歧視性的排斥，權益缺乏保障，成為社會邊緣化的弱勢群體。
三農危機的加劇，積聚了民怨，衍生了群體抗爭事件，官民關係緊張，官方管治鄉村、穩定社會的成本高。
休養生息 免三稅四補貼
朱鎔基於1998年組閣後，正視三農危機，提出薄賦輕徭的構想，於2000年在安徽試行費改稅，裁減地方政府向農民收取附加稅和行政收費，把收費歸併到農業稅、略為提高稅率徵收，以求減少農民負擔（減負）。
2003年以來，胡溫主導對農民、農村的讓步政策──官方稱為支農惠農政策。
在“多予少取放活”理念下的讓步政策，其取向可歸納為下列12個字：減負、助學、補貼、社保、投入、改革。
減負的標誌，是溫家寶於2003年3月組閣後，全面推動費改稅；2005年，溫家寶提出“反哺論”：“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2006年，取消三稅──農業稅、牧業稅、特產稅。
助學的標誌，是2006年，國務院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取消對農民的攤派；推出“兩免一補”的助學舉措，西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免學雜費、貧困生免課本費、補助貧困生住宿費，受惠者1億5,000萬；官方又補助農村學校修繕危、爛校舍。
補貼的標誌，是自2004年起，國務院向農民提供“四補貼”──種糧直接補貼和良種、農機農具、農業生產資料的補貼；2006年，提供養豬補貼等。官方的補貼，是幫助農民“增收”的措施。
社保的標誌，是2003年起，試辦名為新農村合作醫療制(新農合)的初級醫療保障制度。最初，由中央財政撥款和參加的農民，每年各出10元作經費；2006年，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撥款20元，每年人均50元經費，2007年底參加的農民達八成半。2007年開始，鄉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部列入低保範圍，每月有幾十元的救濟金。
投入，即公共財政的投入、公共品的提供，是三農政策的里程碑。鄉村義務教育、新農合、農業生產補貼等，是公共財政的投入範圍。此外，還有少量農田基本設施的財政投入、文化服務項目的提供；其中，改善飲水工程是難得的德政；據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5年間有9,700多萬人解決了“飲水困難和飲水安全”。
改革的標誌，一是林業產權改革，實行山林個人承包制即私有生產；二是試行鄉村機構改革，在裁減機構、人員和轉變政府職能中，盡可能消除基層政權的變相攤派，減輕行政成本。
一系列的讓步政策，旨在增加農民收入，改善民生、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從普及教育入手提升勞動力素質，釋放民怨、化解三農危機，讓農村和農民休養生息，振興農業和農村經濟。
讓步政策的實施，關乎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新農村、農業現代化、建構和諧社會的宏觀構想。
五大突破 財政投入不足
在胡溫維新5年中，三農政策的突破可歸納為5項：取消三稅，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機制和“兩免一補”，向農民的“四補貼”，建立鄉村低保制（發放貧困救濟金），公共財政投入的增加和擴大。這是中共執政以來，三農最大的變化，凸顯胡溫維新中體恤民疾的人道情懷。
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透露，5年間中央財政對三農的總支出16,000億，其中3,000億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儘管農民受惠，但公共財政對基礎設施、科技培訓、醫療衛生、社保體制等的投入，仍遠遠不足。鄉村基層幹部的素質偏低，官場的貪腐，公共財政的流失，法律的約束力弱，制度化程度低，則導致惠農的障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