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參加七一遊行和七一前後的談話引起議論，評論大都指她為“競選”下屆特首造勢。〈林行止專欄〉則以宏觀的視野，分析她投身政治活動的社會意義；本欄贊同他6月29日的論斷：她應有超越於角逐行政長官的抱負。

　　本欄以考察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視角，解讀陳方安生的社會角色，要點是：一，依基本法行事與圍攻者的“返祖現象”；二不做陪客，別有洞天；三，民間社會領袖，承擔歷史使命。

　　返祖現象　一開口就罵人

　　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與民間社會的活力息息相關。民間社會的要素之一，是壓力團體(群體)的崛起及其表達的民意、對政府和利益集團的監察，形成“體外循環力”(政府建制外的民間力量)。壓力團體參與社會監察、意見領袖發出“另類聲音”，正是香港民間社會的活力。　

　　陳方安生是知名度很高的意見領袖，她表達對政制、北京與香港關係、社會發展的意見，呼籲盡快實現普選，原是民間社會的“常態”，不必大驚小怪，卻一直受到某些人的圍攻。

　　對陳方安生言行的批評，要言之成理。說她想“競選”下屆特首、鼓吹普選，就是“搞對抗”、對抗現任特首和“對抗中央”，難以使人信服。

　　按基本法附件1，特首的候選人不止一人，陳方安生即使有意角逐下屆特首，也是在基本法的邊界之內；至於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是基本法45條的規定，她的相關言行能說是對抗現任特首和“對抗中央”？她是期待對話，並非對抗。

　　至於在七一遊行中“鬧場”者指陳方安生“搞破壞”，更是“法盲”的笑話。與獨立思考的民間社會格格不入，帶著五、六十年代階級鬥爭論的僵化教條抹黑，是政治的“返祖現象”，令人有時光倒流之嘆。

　　好在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中共中央三馬車(也是對港決策的三馬車)“不是一般見識”，他們和日前訪港的賈慶林都說，香港要依法行政。

　　他們說的法，就是基本法和香港其它法律。過去常擺“強硬”姿態講話的港澳辦某官員，這回的表態心平氣和，香港新華社的相關報道也大體平實。

　　面對七一遊行，中共中央高層及其影響下的官員，尚能尊重基本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遊行權，反而香港有人不理會基本法“亂扣帽子”，有商人一開口就罵、就教訓港人，缺乏權利平等的觀念，令人想起法國保爾．霍爾巴赫在《袖珍神學》的描述：“只要我們的聖僕吃得飽，吃得津津有味，那就一切平安，誰阻礙他們的消化，誰就是社會秩序的敵人。”

　　不做陪客　慎思角色定位

　　2008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仍是800人畫圈圈的政治遊戲，“當選”與否在於“權威確認”──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挑選和扶持，是“扶上馬”的典型，其他的“參選”者必然落敗。充當灰溜溜的“陪客”(陪跑)能有甚麼社會意義，是簡單的算術習題，而非解答微積分習題得費點心思。陳方安生會解不開這道算術習題、充當“陪客”嗎？假如北京預定她為候選人，自當別論，但這種可能近乎零。

　　香港如有行政長官的普選，陳方安生或有兩個可能，一是主動參選，二是群體推舉她出戰而盛情難卻。不過，普選在相當長時間內只是畫餅，是模糊化的虛擬之景。普選未必始於2012年(其時她72歲)，如遲至2017年或“更遙遠的年代”，屆時她已是望八之年或年事更高。

　　普選起步的不確定性，使陳方安生有《論語》說的“時不我與”之困窘；起步越晚，越不能同普選共舞。命運給她許多機遇，但普選下的行政長官諒與她無緣。

　　有豐富政治經驗的陳方安生，應會面對現實，慎思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她的舞台或不在行政長官衙門，而是民間社會；她有能力在民間社會開拓空間，而民間社會亦需要她那樣的意見領袖。

　　歷史使命　爭取平等選舉

　　陳方安生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於爭取普選、發展香港民主、發揮香港制度優勢、增進民間社會與官方的對話，可增強其意見領袖的魅力。爭取普選即爭取平等的選舉權，是提升社會政治文明的必經之路，這應是她與民間社會共舞的亮點。

　　當然，陳方安生如果僅想“玩票”，只是參加七一遊行、偶爾發表談話已足夠，但對民間社會的實質影響有限，對泛民主派不易產生整合效應。她如果把上述抱負視為要承擔的歷史使命，則必須建立與北京對話、溝通的渠道，有效地轉達民意，這是艱巨的工作。單幹戶模式──只是遊行或舉行記者會，難以挑起這種工作；報紙和智庫是不可或缺的資源，這比組幾百人的“政黨」更為重要。

　　在一國的屋簷下，爭取較快實現普選、發展民主，必以與北京對話、溝通為前提；沒有對話、溝通，爭取普選只是一句口號。對話而不對立，溝通而非各說各話，爭論而有適度的妥協，才有可能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才有可能讓北京考慮對港政策採納更廣泛的民意、尋求建立和諧社會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