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級法院一審判決，程翔涉及間諜案判刑5年。北京官方通訊社稱，他明知台灣某基金會是“間諜組織”，仍提供“涉及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有關文字材料”。外界對整個案件存疑之處甚多。

　　北京提及的“某基金會”即中華歐亞基金會，實是以學術研究為主軸的智庫，並非國際通用標準下的間諜組織。北京官方兩次公布的“罪名”差異甚大，也暴露刑事訴訟過程中的邏輯盲點、“有罪推定”觀的影響深。

　　歐亞基金　蘭德模式智庫

　　中共中委、最高法院院長蕭揚較早前說，刑事訴訟要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決反對“有罪推定”和“官官相護”。程翔案的處置，與蕭揚之言有距離。

　　程翔的罪嫌既是間諜行為，自應對“唆使主體”或“服務主體”有符合事實的認定。“唆使”他或他“服務”的間諜組織，如果是“某基金會”即中華歐亞基金會，應有充分的依據。

　　間諜組織的認定，應依據國際通用的標準、慣例。台灣的情報／間諜機構，是總統府的國家安全局、軍方的國防部情報局和行政院的法務部調查局(對內)。

　　一個基金會的性質，得以其職能來界定。中華歐亞基金會類似美國的蘭德公司，是與官方關係密切的財團法人；其職能是研究全球戰略、國際關係、兩岸政策和對外學術交流；其主要財政來源是民間捐款，最大的贊助者為台灣富商資生堂、台證和美義(其牛肉乾是香港遊客喜歡購買的手信)的老板，部分來自委託研究的收入。董事長張京育和主要成員林中斌、包宗和、趙春山、趙健民等，都是資深教授，他們的學生和校友不乏成功的大商人，這是募捐經費的優勢。

　　歐亞基金會接受行政院外交部、大陸委員會和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機構)的委託，撰寫研究報告；這種有償的研究諮詢，並不構成間諜組織的要素。這如同蘭德公司接受美國政府的委託研究，或北京、上海的研究機構，接受中共中央或國務院的研究項目，是智庫的“常態”。

　　即使基金會中有人有過國安局背景或相關活動，並不等於基金會是間諜組織。程翔如向基金會提供文稿而涉及“秘密的文字材料”，只能說是對北京“保密級別”不知情下的“洩密”，而非“間諜行為”。

　　中央黨校　歐亞會交流戶

　　在兩岸交流中，中共中央統戰系統或學術界並未把歐亞基金會列入“拒絕來往戶”，中共中央黨校等與基金會有交流活動。

　　大陸的教授、專家獲北京官方准許，參加基金會在台北的學術研討會；基金會的高層和研究人員，亦到北京參加類似的活動。張京育(毛澤東同鄉)還回湖南湘潭掃祖墓，得到應有的禮遇；在中共中央爭取兩岸和平統一、促進國共對話中，這是統戰系統開創柔性空間的一個突破。

　　從基金會的兩岸交流，到程翔案把基金會稱為間諜組織，暴露北京因不同的“政治需要”而有雙重標準。這種落差，令人懷疑中共統戰系統與專政機構的協調不足。後者把歐亞基金會“上綱”為間諜組織，是處置程翔案的“政治需要”。

　　有罪推定　造成很多冤案

　　從去年8月到現在，北京官方兩次公布對程翔“罪行”的假定，差異甚大。一年前稱他被台灣國安局“策反”，在2000年到2005年“收買情報”。所謂策反，有邏輯的盲點。程翔既不是中共黨政軍幹部，亦非其體制內的新聞界僱員，何來被“策反”？

　　日前第二次公布的“罪行”，“唆使主體”由台灣國安局變為“某基金會”，涉及的“情報”由絕密、秘密級變為秘密的“文字材料”(意即非原版紅頭文件影印件)，收取的金錢從數百萬減至三十萬港元。

　　兩次的差異那麼大，暴露案件的處理頗受“有罪推定”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的刑事訴訟中，由於階級鬥爭論、敵對勢力論、專政論和承辦案件者“面子觀”的長期影響，普遍存在“有罪推定”和“疑罪從輕”現象，導致許多冤案和疑罪判刑。

　　所謂有罪推定，是先給被拘者假定某種罪名，然後按上級批示的“政治需要”寫材料，大都以刑訊逼供或誘供(坦白從寬)編造罪證。對於疑案則不作無罪釋放處置，而以“從輕發落”去保留檢方“面子”。湖北佘祥林冤案，就是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的“典型”。

　　在保障人權的法治社會，刑事訴訟必須“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在未查證之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有罪嫌必須起訴，則需有充分的證據支持；懷疑一個人有罪而證據不足，應以無罪論釋放。這是尊重人權、重證據、避免冤案的原則，使當事人(被告)能享有訴訟程序基本權、訴訟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在“有罪推定”之下，當事人則失去主體地位，淪為公檢法人員滿足政治需要的“工具”。如妻子離家出走失去聯絡後，佘祥林因一具無名屍而被誣殺人，在刑訊逼供下隨審訊者編造“罪行”。

　　在“有罪推定”觀念下，程翔受到的負面影響是要正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