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30周年。這次與中共高層鬥爭有關的政治事件，又稱四五事件、七六清明事件、四五民主運動，是由悼念周恩來引發的民眾抗議運動。

　　北京官方雖無紀念周恩來逝世30周年集會，但民間有紀念活動，一些傳媒刊出紀念特輯。較早前，則有高層幹部如前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口述歷史出版；其它的解密檔案，也透露鮮為人知的內幕。

　　55歲的中國青年報圖片部總監賀延光，講述親歷的四五事件時，不再像30年前“把個人命運和領袖命運捆綁在一起”，而是思索：“真正健康的方式是把希望寄託於一種制度，而不是特定的個人。”(據《三聯生活周刊》)。

　　這種省思歷史事件的民間熱點，是中國大陸民間社會萌芽的一個標誌。

　　悼念恩來　群眾移情投影

　　周恩來(1898-1976)於1月8日病故後，四人幫透過治喪委員會發出禁令，不准機關和群眾設靈堂、戴黑紗、送花圈，激起機關幹部、工人、學生、市民不滿。11日，北京上百萬市民在寒風中佇立在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道路上，為周恩來靈車“送一程”。

　　從3月底至4月4日清明節，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獻花。前後參加悼周活動者超過100萬，許多人寫詩、順口溜、標語，既紀念周恩來也影射四人幫的惡行、毛澤東的專制，並以“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表達對文革的不滿、對自由和民主的憧憬。

　　這是悼周的移情投影。移情投影的涵義，一是由悼念周恩來伸延到批判四人幫、家長專制的感情效應；二是表達對整頓文革亂局者鄧小平的同情、支持、期望，這就是“四五勇將”賀延光說的“把個人命運和領袖命運捆綁在一起”。

　　在毛澤東和四人幫壓力下，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下令吳德在4月5日凌晨清場。當晚11時，北京市出動3000警察、10000民兵，北京衛戍區派出5營官兵圍捕、毆打民眾，100多人在當晚或稍後被捕。

　　4月7日，毛澤東下令撤去鄧小平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接著，是清算“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鄧小平被稱為“反革命事件總後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稱它是群眾革命運動。

　　兩次政治事件　差異在開槍否

　　在四五事件之後的13年，北京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用比較的視角探討這兩個事件，應是建立和諧社會、更新執政觀念的思考課題。

　　1989年4月至6月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八九學潮、六四事件，與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相同的，都是悼念高層人物的移情投影、民眾自發的活動，並非當權者說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革命事件或動亂。

　　1976年當權者把鄧小小平稱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總後台”，是隨意編造罪名；吳德的口述歷史透露，天安門廣場悼周時，鄧小平“已經身不由己”；1989年6月當權者把鮑彤、陳子明、王軍濤稱為“暴亂”的策劃者，也是羅織出來的罪名。

　　相同之處，還在於民眾對極左政策或官場腐敗、家長專制的不滿。第一次，有些民眾以秦皇、慈禧太后影射毛澤東和江青；第二次，有些民眾直指鄧小平專政，要求結束垂簾聽政。

　　兩次事件的最大不同，是1976年沒有開槍，1989年則出動坦克、開槍且使用體內爆炸的子彈。1976年的四五清場，沒有殺人，吳德的口述歷史透露，清場時包圍天安門廣場是北京戍區的“徒手部隊”(沒有佩備槍彈)；他說：“整個清場過程，免不了發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一個人。”1989年，則有不少學生、工人、市民在槍彈下失去生命或傷殘。

　　回視歷史圖象　省思制度弊端

　　面對北京現在的民間熱點，我們回視歷史圖象，探索兩次事件的結局，可以發現應該汲取的歷史教訓是甚麼。

　　1976年的四五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八九學潮的定性則較輕(動亂)。在這兩種定性的背後，官民衝突的“激化源”也有差異。

　　1976年時，有較多諷刺或批評江青和毛澤東的詩詞、標語，有人在紀念碑側發表抨擊江青演說；民眾不滿花圈被移走，燒了北京市民兵指揮部的一輛車和一個樓房。

　　1989年的學生和平請願、絕食則不比1976年激烈，諷刺鄧小平的標語、漫畫相對也較少；學生幾乎被趙紫陽、胡啟立等說動，打算返校園，和平解決事件的可能性高。這顯示現場衝突的“激化源”，前者較強、後者較弱，但前者清場沒有開槍，後者卻開了槍。

　　今天紀念周恩來、胡耀邦，最值得深思的是，兩次天安門事件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最大的弊端，是社會不在真正的法治軌道內，決策和執政模式是家長專制。在家長制之下，大家長的好惡、情緒和維護個人權威的觀念，對決策的影響甚深。

　　兩次事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均未正式召開全體會議，更不要說開人大常委會議，大家長根據幾個人的“匯報”而並未真正了解實情就下了決定，為了個人權威(面子)而漠視民怨甚至人的生命價值，中共黨章和憲法都只是家長專制下的政治丫環。

　　宋代李清照詩云：“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對於後人來說，歷史事件是前人的政治遺產──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借鑒這些經驗，建立實現社會法治的制度和秩序文化，才有可能減低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