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出訪美國前後，北京等地有一股周恩來熱。電視台分別播放中美建交口述歷央紀錄片、西安事變劇集，凸顯周恩來在政治、統戰和外交領域的角色地位。

　　今年是周恩來病故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30周年，西安事變70周年、反冒進50周年。雖然官方沒有紀念周恩來的集會，但一些報刊和電視台對周有回顧式的報道和評論，自也觸及文革傷痕；其中，涉及《新情況》事件、同基辛格會談“講錯話”事件。

　　1973年發生的這兩個政治事件，不僅關乎中美建交和戰略的談判，也是文革史中重要的冤案。事件暴露的家長專制弊端，是至今仍應記取的“歷史教訓”。

　　罵人屁話連篇　警告勿上賊船

　　《新情況》事件發生於1973年6、7月。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理周恩來在重病中。早在1972年，他不僅有心臟病，還患膀胱癌，但仍深受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政治迫害。

　　《新情況》是外交部的內部刊物，1973年6月18日出版的153期，發表美洲太平洋司幹部的研究文章，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分析美蘇簽訂防止核戰協定有欺騙性，稱“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周恩來看後批示外交部，可參閱此文。

　　毛澤東在外交部的“聯絡員”王海容(毛親戚王季範之孫女)、唐聞生(英語翻譯員)，向毛匯報此事，毛大發雷霆，罵外交部“與中央……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毛的觀點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的分析卻突出“美蘇主宰世界”。

　　周恩來於7月3日寫檢討認錯，毛還是不讓他靜心治療癌症，於4日召見極左派王洪文和張春橋，再罵周恩來和外交部，說：“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他還告誡外交部年輕幹部，不要上喬老爺、姬老爺的當“誤上賊船”。明罵外交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實是拿周恩來出氣。

　　毛越罵越起勁，還罵“外交部一個甚麼屁司”(指亞洲司)，最後針對周恩來說：“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屁話連篇的訓詞，居然把罵“林彪反黨集團”的話“誤上賊船”也用上了，足證對周恩來的咬牙切齒。周為外交部寫〈《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於7月15日送毛澤東審閱，並表示將另寫報告，檢討他自己應負的責任。此時，毛的怒氣稍消，批曰：“檢討不要寫了”。

　　周葉與美會談　毛責投降主義

　　4個月後，周恩來受到更陰險的攻擊，這是他和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與基辛格會談引起的。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第2次訪北京，與毛、周等分別會談，討論蘇聯攻打中國的可能，在最後一輪與周的單獨會談中，他提出幾項中美具體的戰略合作建議，周表示要向毛報告，由毛決定，並無任何承諾。有人(王海容、唐聞生？)向毛匯報，說周在會談中“態度軟弱”。毛大為光火，於17日召周恩來和外交部官員訓話，說“搞聯合時容易右”，實指周犯了“右傾錯誤”。稍後，政治局奉命批周、葉，江青大罵“搞投降主義”，稱黨中央與周的鬥爭是第11次路線鬥爭；姬鵬飛和美太司司長章文晉等，均受批周的牽連。會後，江要毛安排她和姚文元當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批周雖在12月告一段落，但1974年1月毛下令批孔批周公，江青又咬緊了周恩來，周的病情更加惡化，政治上則孤立無助。喬冠華繼室、接近毛澤東的譯員章含之，在《風雨情》有這樣一段懺悔語：“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

　　大家長極專橫　恩來是小媳婦

　　1973年的兩件事，周恩來都沒有錯。《新情況》分析美蘇想“主宰世界”，只是對外交動態的陳述，並非向家長權威挑戰，否定毛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和“形勢大好”觀，早在1970年9月，周恩來在九屆二中全會公報送審稿中，就寫入毛的這種“論斷”，還寫入毛的另一句話：“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至於他與基辛格會談，有譯員在場，有紀錄呈報毛澤東，何來投降主義？

　　歷史的嘲諷是：毛澤東當時的“論斷”都錯了。1973年之後，美蘇和中蘇都沒有開戰，更未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論，也是一廂情願，相反的卻出現共產黨政權解體的“蘇東波”。

　　“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家長專制，本有中國封建帝王專制和蘇共斯大林模式的遺毒。毛澤東又很像中國明朝的朱元璋(1328-1398)和蘇聯的斯大林(1879-1973)，猜忌多疑，常捕風捉影羅織罪名；脾氣暴躁，喜怒無常，一發火就整人。周恩來只是家長專權下的小媳婦，雖小心翼翼，雖絕症纏身，仍備受折磨。

　　《管子》謂：“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土。”晚年的毛澤東極為昏庸，哪有真正令人敬佩的權威？政治不寬平又何來民眾的安居樂土(十數萬人偷渡香港)？毛死後，四人幫豈能不迅速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