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共運史)中，1956年是多事之秋，也是“解凍時代”之始；反思家長專制和個人崇拜，成為影響深遠的思潮。直到現在，這股思潮背後的黨內民主和全民民主理想，仍是中國大陸“思考群”難解的懸念。

　　中共中宣部最近禁止反思文革的集會，也不准紀念蘇共二十大50周年。但是，北京等地知識界的“思考群”，仍珍視1956思潮及其歷史經驗。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赫魯曉夫回憶錄》中譯本，其譯者序言讚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說赫魯曉夫“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克服重重阻力，率領整個國家衝出斯大林主義的藩籬並走上革故鼎新之路。數百萬名政治犯獲釋，近兩千萬人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主張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西方修好，使蘇聯走向世界。……人民生活改善。”

　　50年前的新思維、新政策，與後來毛澤東的“變臉”和發動文革息息相關。今天，回視歷史，反思40年前爆發的文革，不應有“1956斷層”，而是應從1956變革浪潮與1966文革左禍的落差、個人崇拜至今仍未消除，思索歷史教訓。

　　秘密報告　揭斯大林專政

　　1956年，是共運史中重要的一年。2月，蘇共舉行二十大，首次批判斯大林及其個人崇拜。5月，中共中央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6月，波茲南工人遊行，抗議波蘭共產黨漠視工人利益。9月，中共八大回應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10月，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爆發反蘇愛國民主運動。在這一年，周恩來、陳雲主導的經濟反冒進，糾正了左傾盲動主義。

　　蘇共二十大於2月14、15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25日舉行二十大代表的秘密會議。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1894-1971)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俗稱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1879-1953)專制主義和瘋狂的個人崇拜活動；解開肅反的機密檔案，暴露血跡斑斑的政治冤案。

　　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撕破他的神話，是蘇聯東歐“解凍時代”的第一標誌，衝擊了包括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潮、執政黨政策，反個人崇拜、官僚主義和追求黨內民主、社會改革，成為主流思潮。

　　北京兩論　讚反個人崇拜

　　中共中央讚賞蘇共二十大，授權人民日報於4月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2月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論”贊同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在清除個人崇拜和官僚主義中鞏固共產黨的地位。

　　在9月的中共八大，鄧小平發表修改黨章的報告，稱讚蘇共二十大“重要的功績”，“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聲稱要堅決執行“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蘇共二十大對中共高層和知識界的影響，本欄歸納為四項。

　　一是形成反個人崇拜、反官僚主義的思潮，中宣部長陸定一發表政策演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涉及發動“鳴放”或緩和社會矛盾。

　　二是中共八大提出反個人崇拜的規範，不再在黨章中寫入“毛澤東思想”。

　　三是改變了極左的階級鬥爭論，不再特別突出階級鬥爭。八大的決議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上解決”，“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它認為，主要的社會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制訂的經濟政策，應正視“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

　　四是文學藝術有超脫“歌德”的創新，諷刺官僚主義成為創作的新潮流，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等，都受了蘇聯“解凍文學”的影響。

　　潤之變臉　造神運動熾熱

　　在中國大陸，“解凍”只是很短暫。在1957年，毛潤之便“變臉”，從當年的反右，到後來幾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都推行極左的政策。文革10年的極左災難更沉重。

　　極左的標誌，是把所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稱為主要的社會矛盾，因而編造階級敵人，鼓吹階級鬥爭，甚至在中共高層編造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

　　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也是極左的標誌。文革結束後，個人崇拜並未消除。1995年鄧小平病重後，個人崇拜熾熱，敵對勢力論替代階級鬥爭論，成為政治清算和迴避民怨的藉口。

　　個人崇拜與家長專制，一方面容易導致極左的政策、以整人樹立家長權威；另方面則堵塞言論，形成一言堂和獻媚的風氣，如《貞觀政要》描繪的政治景觀：“讒諛競進以求媚，……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

　　胡錦濤近期鼓吹“建設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礎，是社會法治、自由、民主、具活力的民間(公民)社會。如果執政黨缺乏黨內民主、個人崇拜未消除，何來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