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紀念陸定100年冥壽。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長劉雲山代表中共中央致詞，提及陸定一“積極推動形成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是針對他在1956年代表中共中央，發表政策演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他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後來，他當過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文化部部長；在文革前，彭真和他分別是中共思想、宣傳系統的大、二總管。

　　50年過去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仍是虛幻景觀──50年沒有變。在紀念座談會上，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龔育之呼籲總結“歷史經驗”包括“新的教訓”，“不能把雙百方針當成空話套話”。這是令人深思之處。

　　五六拐點　第一次蘇東波

　　鳴放政策的“醞釀”和公開宣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運)息息相關。1956年，是蘇聯和東歐政局、思潮、政策多變的一年；新思維的出現，意味獨立思考者反思歷史與斯大林僵化模式衝突的波潮，這種共運的新生態，權稱為第一次“蘇東波”(第二次出現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2月，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赫魯曉夫發表反個人崇拜和批判斯大林恐怖專制的演講，是“解凍時代”的一個亮點，對各國共產黨的思潮和政策影響深遠。這就是共運史上的1956拐點，從斯大林僵化教條中拐彎。

　　6月的波蘭波茲南工人遊行抗議政府和蘇聯，10月的匈牙利布達佩斯抗議運動、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的華沙演講，11月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總書記鐵托的普拉演講，在共產國家政界和知識界引發反思浪潮；探索的著墨點，是斯大林專制模式、“絕對服從”的親蘇政策的弊端。

　　毛澤東對共運生態的變化，最初的取態是適度回應和“放寬國內政策”；在理論層面，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解釋略為寬鬆。4月，他下令發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贊同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6月，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主導了經濟領域的“反冒進”。9月，中共八大的決議，論斷“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並不再提“毛澤東思想”。

　　匈牙利事件和鐵托普拉演講之後，毛澤東便有點轉向，至少對共運的新格局頗有戒心。12月，他下令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反對全面否定斯大林，刻意把他的失誤與社會主義制度分開，阻撓人們懷疑、討論社會主義制度弊端，因而提出必須“反修正主義”、重視階級鬥爭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功能。

　　糾正左偏　提出鳴放政策

　　1956年，中共中央的“國內政策”大體是“糾左偏”，社會環境相對較寬鬆。

　　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發表政策報告，稱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再強調他們的階級屬性是資產階級；他提到要糾正黨幹部對他們的宗派主義情緒，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待遇。

　　4月，中共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試圖緩和十大社會矛盾；稍後，他提出要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定為黨的方針。於是，有陸定一的5月26日演講。

　　陸定一宣布的鳴放政策“內核”是：“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9月的中共八大決議，寫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稱“用行政的方法對於科學和藝術實行強制和專斷，是錯誤的。”

　　引蛇出洞　再有冰點事件

　　1957年春，毛澤東發起鳴放運動，重點不在科學、學術和文藝，而是在政治層面“幫助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這是毛澤東的“引蛇出洞”陽謀，5、6月，他把鳴放轉為反右，55萬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大都被押去勞改或坐牢。

　　反右之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了一句空話；對許多受害人來說，它是“痛苦的符號”。

　　1986年，改革家胡耀邦、萬里、朱厚澤鼓吹大家講真話、領導幹部兼聽。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陸定一、萬里反對寫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大家長鄧小平堅持寫入。胡、萬、朱推動的知識界“小鳴放”，很快就消失。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下台後，言論尺度更緊；總書記尚且有冤無處訴，何來百家爭鳴？在“太上皇”遙控兩桿子之下，今年還發生查封報紙的冰點事件，以政治壓制的手段，對付研究晚清史學者的學術探討。

　　鳴放政策像五四憲法規定的“遷徙自由”、中共黨章中的“黨內民主”，都只是美麗的畫餅，其因是大家長和大大小小的長官缺乏對承諾之“誠”，諾(言)而無信。

　　《孟子》云：“誠者，天之道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左傳》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其身。”政治領導人沒有誠信，一直在“引蛇出洞”和“秋後算帳”中玩弄權術，怎能不積下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