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北京毛派紀念毛澤東亡故30周年，大唱“歌德”之調。在歌頌毛澤東“豐功偉績”中，繼續偽造歷史，推動愚民的個人崇拜；在“造神”中，掩蓋毛澤東在文革和其它政治運動中的過失、老百姓遭受的苦難。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歷史是政治的丫環，任由當權者、得勢者擺布，歷史真相因“政治需要”而被歪曲。毛派把毛澤東稱為中共最重要的創建人、一大的主導者；又說中共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他的全黨全軍領袖地位。本文面對被顛倒的歷史，還原“歷史面目”。

　　中共一大　非由潤之主導

　　中共的建黨日，並非如官方說的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實召開於1921年7月23日至8月2日(或稍後)，中共黨綱在8月1日或2日內定案。“七一說”是毛澤東於1938年在延安提出的。

　　與“七一說”一樣，所謂毛澤東是中共最重要的創建者、一大的主導者，也與歷史事實不符。所謂創建者有兩種意涵，一是在一大前創建共產主義小組並系統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二是一大的正式代表。

　　中共的前身是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分別成立於1920年8月、10月，創建者為上海的陳獨秀、李達、李漢俊和陳望道(〈共產黨宣言〉翻譯者)，北京的李大釗、張國燾等，他們都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其中陳獨秀、李大釗是領袖型人物，有“南陳北李”之稱。在參加一大的13人中，李達(五、六十年代任武漢大學校長)為召集人，陳獨秀和李大釗因故未能赴會；一大產生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的中央局，陳為總書記，李、張分別主管宣傳、組織。

　　毛澤東(潤之)雖參加中共一大，但不算是共產黨的創建者，更不能說是最重要的創建人。毛澤東和何叔衡參加一大時，是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S.Y.)團員，而非共產黨(C.P.)前身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本非正式代表。

　　一大的召集人李達說：“你們既然來了就參加C.P.開會吧，以後回去在湖南就組織C.P.。”這件事很少人知道。1962年，他在湖北省黨校演講說溜了嘴，才有“小眾傳播”。1966年文革初期，武漢大學歷史系一個教員充當“積極分子”，向武大黨委書記、極左派莊果揭發出來；上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後，此事被羅織為“反黨反毛主席”的大罪。

　　李達在珞珈山校園看到“揭發材料”時，對身邊的人說：“真後悔，我當時不該把這實況講出來，引來這場大禍。”毛澤東接到他請求“救命”的信未予援手，終致他被迫害身亡。他講實話，為後人提供了“歷史現場”的珍貴紀錄，但代價極為沉重。

　　遵義會議　未定毛為領袖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中共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毛澤東的政治生命與它息息相關。

　　遵義會議決定改組政治局常委會，毛成為新成員，最高軍事指揮者為朱德和周恩來。2月，張聞天替代博古任總書記；直到1937年，他一直是最高負責人。

　　同年3月，中共政治局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團，由周恩來、王稼祥和毛澤東組成；周為最後下決定者，毛為周的助手。

　　9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西逃到甘肅俄界。政治局舉行會議(史稱俄界會議)，決定北上陝北，把紅一方面軍改稱陝甘支隊，由“中央五人團”指揮。五人團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毛兼陝甘支隊總政委，這是他取得“中央紅軍”最高實權的標誌。

　　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稍後，政治局常委會議重定常委分工，毛澤東負責軍事，周恩來主管組織；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委會代行中央軍委職，毛為主席，獲得軍事領袖的正式名稱。不久，“毛主席”之稱便流行起來。

　　上述事實在在說明，所謂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黨、軍領袖地位，是掩蓋歷史真相，“超前拔高”毛澤東。

　　掌握實權　隨意扭曲歷史

　　中共建黨85周年，扭曲歷史之弊長期存在。其根源在於家長專政體制形成一言堂，掌實權者控制了黨史的解說權，如同老紅軍蕭克說的，個人崇拜導致壟斷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將毛澤東神化了……黨史只宣傳毛澤東一個人，而把其他領導人加以歪曲和醜化，影響很壞。”

　　扭曲歷史之弊的根源，還在於家長專政導致造假樹個人“豐碑”和愚民的個人崇拜。於是，有“服從領導權威”和“照顧領導權威”的“政治需要”，並成為歪曲事實、篡改歷史的藉口。

　　曲意逢迎、獻媚或盲從，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史官往往有相對獨立的地位，開明君主尊重史官紀錄事實的角色，並以朝代興亡為鑒戒。唐太宗說：“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在他之後的唐代宰相韋安石(651-714)謂：“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這種尊重事實、以史為鑑的理念，是值得胡錦濤、溫家寶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