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至11日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以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為議題，討論2006-2010年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未來的5年，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中途站，對後10年如何產生牽動力備受關注。初級小康社會已於2000年實現，其量化指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1,000美元。

　　 十一五與過去的決策思維差異，本欄的解讀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其變在於“以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理念，既保持經濟發展的適度增長，又在投入與產出之間尋求產品質量、成本效益的改善；改變靠大量投入甚至不惜代價的高消耗，追求產出的數量擴張、GDP的高增長──這種粗放型的投入與產出，其成本效益偏低甚至是負數。這是五中全會釋出的政治符號最值得解碼之處。

　　經濟高速增長　全球競爭力低

　　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大陸的經濟處於高增長期，GDP每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去年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GDP)佔全球4%，居第七位，僅次於美、日、德、英、法、意，高於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香港排第三十三)；進出口貿易總額、外匯儲備、旅遊收入則分別排第三、二、五。

　　以每人平均數排列，中國大陸在全球184個國家中的排名均很低。去年的人均GDP(美元)，中國大陸只有1,200元(居第一百位左右)，台灣為14,000元，香港則達24,000元；三地的人均外匯儲備(美元)，分別是：470元、10,600元、近18,000元。

　　其他的比較指標，也凸顯中國大陸經濟在全球的差距大。《經濟學人》的2003年127個國家地區經濟自由度排名，香港居首位，中國大陸排第八十六；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2005年排行榜，香港排第二十八，中國大陸則在第四十九。北京的“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的長期考察研究報告指出，2002年108國的綜合經濟現代化指數，中國大陸排第六十九；其現代化水準，只接近1858年的英國或1976年的南韓。

　　經濟的高速增長，靠資金、資源、人力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礦物資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平均消耗量，遠高於先進工業國甚至發展中國家。即使是用水，中國大陸的利用率也奇低，每1立方米用水創造的GDP，只有全球平均水準的二成。

　　成本效益低的背後，是資源的浪費、掠奪式的開採(如挖煤)。資源(包括水)的短缺與許多產品的過剩(不少質差產品積壓在倉庫)、日常生活的浪費(數萬元1盒的月餅和大量倒掉的剩飯)，成為GDP高增長中的社會怪圈。

　　粗放型的生產　社會代價沉重

　　由計劃經濟體制帶出的傳統增長模式，付出的社會代價太大。首先，粗放型的生產和經營，以達成預定的產量指標為首要訴求，以GDP的增長為“政績工程”製造“光環”，導致上述的資源高消耗和浪費，加劇自然資源的枯竭。原來的石油輸出國變成長期的石油輸入大國，對外依存度超過四成；連農產品自去年起也不能自給，首年成為“淨輸入國”。此外，粗放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低，價格和政治的風險較高。

　　所謂社會代價，還有其他三大內涵。一是以勞工的健康、生命代價，去維持GDP高增長、財主的高利潤、貪官污吏的搜括。礦難頻仍和“帶血的煤”熱炒，正是礦工苦難的鐵證。

　　二是環境污染日益惡化，受損害的不只是大陸居民，珠三角重金屬土壤污染和毒魚的輸港，使港人的食品安全風險甚大。

　　三是高增長背後的利益極度傾斜，特權階層以公權謀取大量財富，社會公平、正義“缺位”，弱勢群體痛苦掙扎，積聚了很深的民怨，埋下社會穩患。這是各階層居民面對的社會動盪風險。

　　整合秩序文化　促社會人性化

　　對於高消耗的增長模式及其加劇的“社會矛盾”，胡錦濤和溫家寶有深刻的思考。在十一五規劃提交五中全會前，他們提出一套新的構想，胡關於和諧社會的2月演講，溫闡述節約型社會的6月演講、去年對科學發展觀的論述，建立了轉變增長模式的理論基礎。

　　從理論創新到十一五規劃的思路，為增長模式的改變營造了空間，但能否全面有效落實仍令人懷疑。

　　增長模式的轉變，關乎產業結構調整、科技在產業的投入、人的素質提升、法律和制度的構建並完善，這是複雜的社會綜合工程。

　　秩序文化的薰陶和整合，自是綜合工程不可或缺的部分，著墨點應在有序、有節、有守。

　　有序，是指經濟發展、資源開發必須有嚴格的秩序約束，以法律、制度、科技為基礎，扭轉對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和地方官“蠻幹”的狼性，並兼顧利益平衡和社會人性化。

　　有節，是指官員的慾望要有節制，以戰國時代兵家尉繚子語為戒：“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地方官員投入資源的亢奮、量的擴張、政績工程的“光環引力”，一定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剛性約束。記取荀子之言：“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

　　有守，是指保留或創造一片綠色環境，給後代留一點元氣，讓後人有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