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101年的漫長旅程，巴金從病魔中解脫，為“五四時代作家”寫下句號，也留給知識界思考的懸念。他對21世紀中國的影響，是早期的小說《家．春．秋》，還是文革後講真話的勇氣？就是值得深思之處。

　　在文學與政治的交纏中，巴金令人敬佩的，一是經歷文革浩劫後的人性覺醒，在懺悔中講真話的良知，這份良知使他告別遵命文學；二是直面假大空騙的社會現象，超脫名利，並向公眾許諾：“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

　　經歷文革苦難　終於大徹大悟

　　巴金留法時，著迷於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批評過蘇聯共產黨，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無政府主義思潮注入他早期的小說，如《滅亡》。中共得政後，他便不能不寫些遵命文學以自保，並取得文學界“高規格”名位，如全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協分會主席之類。但他仍時有政治麻煩，1958年“再批判”時，他遭到清算；文革時更受了一場浩劫，妻子蕭珊被折磨致死。

　　經歷文革苦難之後的黨官和作家，能大徹大悟“告別老左”的不多。胡喬木、劉白羽和臧克家等，是“左的還是左”的一類，臧克家對奴役人民的五七幹校居然“歌德”一番；胡喬木則一直整人，還陷害胡耀邦。另一批當過“右派分子”者如丁玲、陳涌，以左的姿態講套話、左話，以維護既得利益。

　　真正大徹大悟的文藝官、作家、藝術家，是周揚、夏衍、巴金、趙丹、邵燕祥等。

　　大徹大悟而又能公開懺悔的，少之又少。黨政界的胡耀邦、文學界的巴金，就是令人敬佩的“少數中的少數”。1968年，毛澤東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和走資派，出席者除陳少敏以心臟病為由未舉手外，全部都舉手同意；胡耀邦當了總書記後懺悔：“抱著夫復何言和不得已的態度，勉強舉了手。”對於1955年遵命批判“反革命分子”胡風，巴金懺悔：“我對自己的表演感到噁心，也感到羞恥。”

　　在普通人心目中，胡耀邦坐總書記座位，巴金以政協副主席身份列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大可不必為大家都有的過錯懺悔，但他們還是表達了悔意，這使人想到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1712-1778)，在《懺悔錄》第一段的話：“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棵棵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

　　胡耀邦、巴金能赤棵棵地懺悔，在於道德的勇氣，在於喚醒人們講真話的使命感。相反的，在言論十分自由的香港和外國，卻有“名人”一直漠視民疾，為攀上層關係、巴結權貴而講假話。

　　 能夠淡泊名利　鄙視盜名欺世

　　在遵命文學和文革風暴的掙扎中，巴金有陶淵明式的“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在懺悔過去言不由衷的“遵命”時，想把握晚年做對得起良知的事。

　　八十年代以來，巴金不僅以“講真話”鞭策自己，還能在假大空騙的社會環境下，有灑脫的名利觀，不以自己的名氣和政治地位(政協副主席)、文學地位，窮追名利。相反的，堅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設文學獎、基金會、紀念館，厭惡一切虛偽。

　　巴金表示要以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就在於海內外“名作家”，有太多沽名釣譽、盜名欺世的劣行，如唐代醫家孫思邈(581-682)在《千金方》言：“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詐萬巧，以求虛譽，沒齒而無厭(老邁沒有牙齒了還不厭倦)。”

　　重“名氣效應”追名逐利的“名作家”，不僅小小的圖書室要冠他之名，連聊天的地方也爭“命名權”，更要找地方豎其銅像；步入生命的黃昏，仍忙碌於名利場。這樣的人，與巴金一比，就有人格高下的明顯差異。

　　巴金還關心弱勢群體，十幾年來捐助“希望工程”而不亮出“巴金”之名。這與有電視攝影機的地方就有其鏡頭的好名之徒，又是天淵之別。

　　在假大空騙風氣瀰漫、道德淪喪之下，講真話，正直做人並不容易。巴金說過這樣沉痛的話：“我常常想不通，為甚麼講真話會遭到圍攻。”在艱難的環境下甘於寂寞，挺直了脊樑，正是巴金可敬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