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策劃的文革(1966-1976)，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10)為序幕，以“五一六通知”(1966.5.16)為正式發動的標誌。
　
　　“五一六通知”之被稱為“吹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是因為它首次確定文革的性質、方向，首次提及中共高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它把文革的鬥爭目標，定為批判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清洗混進黨、政、軍、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鬥爭黨內走資派。

　　毛澤東審定的“五一六通知”，觸發了1949年後首次、全面的大清黨，也是中共黨內鬥爭禍及社會各階層、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約有一千萬人在被批鬥、誣陷、武鬥中喪命或傷殘。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進步”，“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本文述評“五一六通知”的炮製和第一次“南北戰爭”，分析“五一六通知”的影響，也思考它的荒謬和“歷史教訓”。

　　南北戰爭：海派京派對壘

　　從1965年11月12日到1966年5月，毛澤東一直在上海、杭州部署文革，有時到武漢走一走，有時則在湖南湘潭家鄉韶山的滴水洞給江青寫黑信*。林彪則在江蘇、上海一帶活動。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當時的中共高層，實際有南北兩個權力中心。

　　在這期間，毛妻江青在政治串連的第一線，以上海為聯絡中心集結極左勢力。一方面，是毛澤東和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緊密合作；為了“爭取”林彪全力支持文革，毛在1965年11月讓林彪清算羅瑞卿──軍委秘書長兼總長；另方面，是江青與林妻葉群、江青與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康生的合流。這是槍桿子與筆桿子的結合。

　　在這期間，中共黨內形成海派與京派對壘的格局，作者把它稱為第一次“南北戰爭”。“南北戰爭”的意涵，一是毛澤東和江青以上海為“輿論基地”，圍攻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也觸動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北京權力中心)，二是江青組合海派筆桿子陣營，以上海的極左派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于會泳等為核心，也吸引在北京的文化界邊緣人物、極左的關鋒、戚本禹等。毛、江與南方的地方大員、以左聞名的陶鑄和王任重等，也“拉近感情”。

　　“南北戰爭”的特點，不只在海派與京派的對壘、海派與林派(軍方實力派)的“兩桿子”結合，還在於地方對中央、自下而上的“造反”。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西郊談批《海瑞罷官》時說：“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於是，極左的保壘上海，成為“炮轟”北京權力中心的平台。

　　海派的假想敵人，是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陸定一主持的中宣部、劉少奇、周恩來等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和彭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要撤換這些高層幹部、安插江青等入中共中央，不易以符合黨章的和平、合法程序取得共識，毛澤東以非常手段“搞臭”劉和彭、以革命名義行恐怖主義全面清黨的策略，促成了“南北戰爭”的格局。

　　“五一六通知”無疑是“南北戰爭”的宣戰書，其宣之戰，是清洗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保護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挖出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劉少奇)。

　　第二把火：江青二月紀要

　　毛、江在上海部署清算《海瑞罷官》，是發動文革的“試水”階段，其目的是試探中共中央和地方的高幹，也想從批判《海瑞罷官》打開一個“缺口”──圍攻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著火點。對於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周、彭等，均封鎖消息，以致他們不了解批判《海瑞罷官》的意圖，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北京市的北京日報，均遲至11月底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還加了偏重學術討論的按語。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兩天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天津、濟南、上海等地，幾個月都未回北京。他發現地方官對“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冷淡。1966年1月，他召見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時說：“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是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都沒有聽到反應。”於是，毛決定“把火燒得更旺”，以圖打開局面。

　　為了“把火燒得更旺”，毛澤東示意江青與林彪合作，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是仿1942年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由江青主導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稱二月紀要)，由毛修改定稿，於4月以中共中央軍委文件下達。

　　“二月紀要”說，1949年後的16年，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因此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它還強調“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江青原話是：“文化革命解放軍要帶頭”)。這是首次提到文化的“大革命”(以前稱“革命”)和軍方的必須介入。

　　所謂“資產階級文藝黑線”，是回應毛澤東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之說。既然有持續16年的文藝黑線，陸定一和他主管的中宣部、國務院文化部，陸上面主管宣傳、思想、文教系統的彭真、劉少奇，都脫不了干係。這是“二月紀要”留下清算劉、彭、陸的伏筆。

　　如果說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是發動文革的第一把火，“二月紀要”則是第二把火，並催生了第三把火──“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綱：京派緩和批判

　　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炮製“二月紀要”時，彭真在北京主持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聚會，討論並整理“二月提綱”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五人小組成員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後，中共中央於2月12日將匯報提綱下達各地，成為中共中央批《海瑞罷官》的指導文件。

　　4月上旬，毛澤東“變臉”，下令撤銷“二月提綱”，指定江青、張春橋等組成起草小組，起草中共中央通知，這就是後來的“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綱”與“二月紀要”的觀點相背。前者把批判《海瑞罷官》等納入學術討論範圍，著重批判學術研究領域的“資產階級思想”，避免上綱到中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層面；它還規定，學術討論要人人平等，以理服人，警惕左派學閥。

　　海派對“二月提綱”極為不滿。張春橋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市打探，查問“左派學閥”是否有所指？彭真答：是阿Q(魯迅小說《阿Q正傳》主角)，誰在頭上有疤就是誰。

　　江青和海派的挑撥，令局勢急轉直下，毛於4月下旬批陸定一和中宣部、彭真和北京市委，稍後放了第三把火──簽發“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與“二月提綱”針鋒相對，否定學術討論之說，把批判《海瑞罷官》定性為階級鬥爭，把吳?等定為“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還說中共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是毛澤東從“試水”到拔劍的轉變。

　　“二月提綱”與“五一六通知”的最大差異，除了學術討論或政治鬥爭的定性之外，前者把對《海瑞罷官》一類的批判事件，視為“人民內部矛盾”；後者則稱為“敵我矛盾”，關乎黨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鬥爭，要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專政。

　　權力重組：三股力量匯合

　　“五一六通知”的第一個影響，是權力的重組。

　　在5月的政治局北京會議上，毛澤東下令清算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本是各不相干，並沒有甚麼“聯盟”，但為了製造“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假象並讓江青上台，毛硬把他們連在一起。

　　除了改組北市委和中宣部之外，中央文革小組在5月28日成立，取代原來的五人小組。它由毛澤東政治秘書陳伯達當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姚文元均在小組中，實際的操控者為江青。

　　按照“五一六通知”，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實際是毛澤東直接控制的新權力中心，而江、張、姚都不是中央委員。這是逐步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非法安排。

　　到1966年底、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組實際替代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是毛澤東全面控制文革的權力機關。

　　在清算彭陸羅楊之前，楊尚昆早於1965年11月被免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毛澤東的侍衛總管汪東興接替。中辦除負責中央機要工作外，尚主管中央警衛團。汪東興的接替楊尚昆和稍後一系列的改組，使毛澤東全面完全控制了槍桿子、筆桿子和宮廷禁衛軍，形成三股力量匯合的權力鐵三角。相對而言，劉少奇、周恩來和京派的政治地位，缺乏強大實力的支撐。

　　負面影響：一場社會災難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個影響，是“懷疑一切”和“造反有理”觀的氾濫，既加劇個人崇拜，又形成恐怖主義。這是因為“五一六通知”提及有黨內走資派和“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在被培養為接班人中有“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它又鼓吹專政，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這樣的階級鬥爭論之下，隨便懷疑、編造罪名和揪鬥，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對毛澤東的愚忠和崇拜則更甚。除了掌實權人及其庇護者，人人都生活在政治恐怖中。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個影響，在政治鬥爭的理論。“五一六通知”初構文革的理論，著墨點是中共黨內也存在階級鬥爭，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在它的影響下，後來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論”。在無產階級(中共)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還要“繼續革命”，無非是繼續編造剝削階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這些“階級敵人”都要專政，沒有人的平等可言。這使文革的恐怖主義加劇，受傷害的民眾更多。

　　“五一六通知”與稍後的大字報、紅衛兵運動等息息相關，造成了沉重的社會災難。

　　滿紙荒唐：黨內有走資派

　　“五一六通知”是家長專制的產物，滿紙荒唐。

　　它的荒謬在於階級的劃分。馬克思的階級論，以生產資料佔有狀況即所有制(產權)，去劃分社會的階級成分，毛澤東對階級的劃分卻按照“思想”，而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則是他隨心所欲編造出來。在家長意志下，不僅早被沒收土地的地主仍是階級敵人，還編造出黨內走資派。

　　毛澤東是中共中央和軍委會的主席，中共的政策由他主持制訂，中央紅頭文件則由他簽發，何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五一六通知”的荒謬，還在於顛倒黑白任意捏造罪名。吳?的《海瑞罷官》寫於1959年，並沒有“聯繫”當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罷官(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更不可能“影射”1961年的包產到戶(退田)。但是，“五一六通知”和海派批判《海瑞罷官》，卻咬定“二月提綱”迴避“罷官”的要害；又把早在四十年代就緊跟中共的老左派文人吳?，稱為“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下令成立的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違背了中共黨章，也是“五一六通知”的荒謬。黨章並沒有規定，主席可以設置實際高於政治局、書記處的權力機構。

　　回視文革　汲取歷史教訓

　　沿著時光隧道回視文革圖象，解讀“五一六通知”，感受到歷史悲劇的沉重。荀子謂：“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五一六通知”留給後人思考的歷史經驗，雖然是悲劇類，但如能從中悟出道理，或能探索建設文明社會之路。

　　“五一六通知”或文革的歷史教訓，最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家長專制對社會、經濟、文化的摧殘，對人的尊嚴和生命價值的漠視。

　　家長意志決定一切的專制，加上家長個人的品德缺陷，造成很大的社會災難，也導致官場充斥獻媚、個人崇拜和假大空騙的風氣，心術不正者飛黃騰達。《國語．晉語》描繪的圖象：“競諂以求媚”，“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也一直是紅色官場的政治景觀。

　　汲取歷史教訓，必須從法律、制度、秩序文化著力，建立有效制約權力、消除家長制和權力終身化的體制，切實保障民眾的人身自由和權益，人人在法律之下免於恐懼，而非讓文革幽靈遊蕩。　　

　　註釋：
　　 *1966.7.8，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寫道：“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後部分中央文件匯集》，中共中央辦公廳，1972年。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0。
　　3.《江青同志論文藝》，紅衛兵出版物，1968。
　　4.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出版社，1993，香港。
　　5.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三聯書店，2005，香港。
　　6.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1卷(鬥爭中央機關當權派)，明報月刊社，1967年初版，1971年2版，香港。
　　7.丁望(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4卷(吳?與《海瑞罷官》事件)，明報月刊社，1969年，香港。
　　8.李又寧：吳?傳，明報月刊社，1973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