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和歷史，是時光隧道的兩端。遊於新聞視象與歷史事件之間，在關注社會現實的弊端時，探索它與歷史事件是否有政治的親緣，或許會對“似曾相識”的政治景觀多加思考。反思文革的著墨點，正在於現實與歷史的“似曾相識”、歷史事件留給後人的“警示”。

　　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之名下達一份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是中國大陸人民陷入極左浩劫的標記，香港也因它而受害，六七暴動和從珠江漂流而來的浮屍，讓港人領教了“紅色恐怖”。

　　回視文革悲慘的圖象，聽到口述人士的泣聲，正如朝鮑照(南朝．宋，412?-466)的〈蕪城賦〉云：“凝思寂聽，心傷已摧。”我們除了對文革受害者有一份人文關懷之情，自也會思索文革的歷史教訓。

　　無法無天　民眾備受折磨

　　文革期間，毛澤東接見“美國老朋友”斯諾談及文革時說：我是“和尚打傘”。斯諾不了解漢語歇後語的幽默，把毛的意思誤寫成我是寂寞的行人。毛的意涵是：我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這是他的自我調侃。

　　毛澤東發動並擴大文革的特點，正可用“和尚打傘”4個字來概括。就政治制度、權力運行和秩序文化而言，“和尚打傘”的行為模式，便是打破原有的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秩序規範，以“造反有理”為名，煽動“革命者”侮辱、虐待、打倒所謂黨內走資派、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使社會陷於脫序的大混亂，如葉劍英在1979年評論文革時說的：“投入血腥的恐怖中”。

　　從紅衛兵破四舊、各省全面奪權，到亂捕濫殺的“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滿足於“造反鬧革命”的“大好形勢”，但後來也困惑於難以收拾亂局。他提及四川新都縣寶光寺的對聯“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表示想讓文革不了了之。但是，他並未放過病殘的周恩來，繼續讓妻子江青、侄子毛遠新和親戚、極左狂徒整人，何來不了了之？

　　反制度、反人性、狼性囂張的“和尚打傘”，是反思文革不能忽略的極左觀念。《管子》謂：“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所謂和尚打傘，就是不以合法的手段施政(不法法)和選拔接班群，政事便脫離常態；施政(施行法度)不用合法的手段(法不法)，政令便不能暢通。

　　“和尚打傘”觀念對秩序文化衝擊甚大，直至現在仍“遺毒”甚深。

　　歷史教訓　消除家長專制

　　“和尚打傘”是家長專制的產物。家長專制必衍生一言堂和恐怖主義，從高層的家長意志到地方官的長官意志，支配社會生活；掌權者的權力不受約束和隨意羅織罪名整人，使民眾生活於人權沒有保障的恐懼中。

　　在家長專制下，錯誤的政策、政治災難一發不可收拾，難以終止。直至毛死後兩年，文革才能全面結束。這正好說明，汲取文革的歷史教訓，首先要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體系，廢除權力終身制。

　　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雖建立“國家領導機關”高層職務的任期邊界(連任不得超過兩屆)，但對高層黨職和軍委主席並無設置任期邊界，權力終身制實未廢除，因而多次出現垂簾聽政格局。這是與社會現代化和政治文明背道而馳。反思文革，不應迴避當前的權力體制弊端。

　　造神運動　關乎假大空騙

　　汲取文革的歷史教訓，自也不能迴避個人崇拜及其禍害。

　　文革的瘋狂化、暴力化，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和江青集團以造神運動逢迎息息相關。

　　迎合個人崇拜製造家長權威，是反智的愚民活動，既使官場的形式主義、獻媚行為猖獗，也導致人的素質下降，使社會上充斥假大空騙的惡劣風氣，心術不正者狼性發作。

　　現在，各地假大空騙和“狼性現象”十分突出，自與文革的“遺毒”特別是“和尚打傘”觀念有關。文革時喪失人性不擇手段誣陷整人，與現在不擇手段(甚至不顧他人健康和生命)撈權撈錢，自有狼性的“血緣之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