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40個年輪，走入北大校園“回首向來蕭瑟處”(蘇東坡：定風波)，最矚目的是飯堂東牆的七人大字報(聶元梓大字報)──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6月1日毛下令廣播後，成為文革從中共高層鬥爭向社會擴散的“點火篇”。

　　中共中宣部近期下禁令，不得有涉及文革的集會和文稿特輯。但是，零散的文革回憶錄和評論仍刊於北京報刊；其中，有退休高官彭珮雲關於第一張大字報的回憶錄。她是這張大字報的受害人，九十年代以來先後任國務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列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觸發“揪鬥黑幫”的六一八事件和紅衛兵運動。這種“革命造反”活動在各地蔓延，與毛澤東的“和尚打傘”觀念、親疏有別的傾斜取向、培植家族勢力有關。這是反思文革應記取的歷史教訓。

　　康生煽動　圍攻北大校長

　　40年前的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按照毛澤東(在上海、杭州)的指令，批判所謂彭陸羅楊反黨集團；毛則簽發“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文革，聲稱鬥爭黨內走資派。

　　毛澤東信賴的極左派康生及其妻曹軼歐，煽動北大哲學系的中共黨支部書記聶元梓領頭，於25日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執筆人楊克明)，抨擊北大黨委壓制文革：“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聶元梓在大字報貼出前加了一段話：“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如《史記．項羽本紀》云：“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七人大字報攻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和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校長)、副書記彭珮雲，實際是針對主持中宣部的陸定一、主持北京市委的彭真和他們上面的劉少奇。

　　大字報廣播後，陳伯達接管的人民日報於6月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大罵陸平、彭珮雲把持的北大，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

　　毛澤東的8月5日批示，除稱七人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外，還指責4、5月的“資產階級專政”；把劉、周等派工作組指導文革，說為“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批示標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中共中央407號文件下達各地。

　　人間地獄　就在北大校園

　　當時緊跟毛澤東的左派大將、新任中宣部部長陶鑄，給聶元梓寫信，說：“北大你和其他同志的大字報，在全國起了帶頭點火的偉大作用。”彭珮雲在最近發表的回憶錄說，這張大字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所謂點火，本欄的解讀是：按照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把文革從文化、學術領域擴散到各個行業，從中共黨內高層鬥爭擴大為全民的“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的標誌，一是北大校園“揪鬥黑幫”的六一八事件，成為各地“造反鬧革命”的暴力化樣板；二是催生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組織，並導致後來以破四舊、揪黑幫和武鬥為特色的紅衛兵運動；三是瘋狂的造神運動和紅色恐怖活動在各地蔓延。

　　6月18日，在江青、康生、陳伯達等煽動下，北大“革命造反派”批鬥黑幫，在38號樓設“鬥鬼台”，六十多個教師、幹部戴紙帽、塗黑臉，他們被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皮帶揪打，有的女性遭到性騷擾。後來，聶元梓等又在校園私設刑堂，酷刑逼供，到處抄家。毛的8月批示下達後，六一八事件被視為“革命造反精神”的樣板在各地推廣，導致紅色恐怖浪潮。在恐懼中，受害最深的是黑五類，特別是早已赤貧、在社會底層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屬。

　　親疏有別　竟有兩司令部

　　七人大字報和毛澤東的批示極為荒謬。4、5月間，中共中央派工作組到大學指導文革，是獲毛同意後決定的。後來毛變臉，竟在“炮打司令部”中說“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更為荒謬的，是親疏有別的偏見及其階級鬥爭論。在中共黨內，毛澤東依其好惡劃分革命領導幹部和走資派兩大類，更編造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在社會上，劃分親疏的兩類：無產階級和階級敵人或革命群眾和黑五類、牛鬼蛇神。中共中央決定的政策、措施，全都由毛澤東批示拍板，怎麼竟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親疏有別之下，毛澤東、江青看不順眼的人都成了走資派、階級敵人；最初是彭陸羅楊，接著是劉鄧；到1967年初，連“毛主席好學生”、以左聞名的陶鑄和王任重，也是黑幫。

　　兩大類的劃分，沒有法律、制度的規範，由毛澤東及其授權者隨意編造；罪與非罪的裁決，取於家長意志。這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