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主導制訂的國務院5號文件最近公布。與較早前胡錦濤簽發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一樣，是關乎第一個五年規劃(2006-2010)和化解三農危機的政策綱要。

　　5號文件題為〈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俗稱農民工40條。這是文革之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首次提出對農民工全面、系統而又具人性化的政策，為胡溫新政增添一個亮點。

　　溫家寶日前在澳洲訪問時透露，在中國大陸直接投入的外資中，港資佔了四成。農民工政策與港商投資、香港與珠三角的互動、港人的北上潮(投資、就業)，息息相關。這是值得港人關注之處。

　　民工政策　注入人文關懷

　　在5號文件中，農民工是中性的稱謂，不含貶意，它是指從鄉村進城務工或就地在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在不少地方政府的衙門或城市居民心目中，農民工則還有貶意，含不同於城市居民的身份差異、歧視性的行政障礙、變相勒索的收費和罰款。

　　在毛澤東時代或八、九十年代，進城找機會或打工的農民，被稱為盲流人口。較之“盲流”，農民工算是較好的稱謂。稱謂的變化，與中共中央的三農政策有關。鄉村居民從“非法的盲流”到城市中邊緣化的農民工，既暴露城鄉二元結構的弊端，也紀錄了農民工求生存的辛酸血淚。農民工40條就是面對城鄉的分割、農民工在“非法”與“合法”邊緣中謀生的苦難，提出改善農民工處境的全盤政策。

　　農民工40條的政策範圍，含農民工的工資和勞務管理、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社會保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對農民工的權益保障、鄉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取向、改進對農民的工作。

　　以比較的視角考察不同時期的三農政策，感受到農民工政策有人道化的變化：從城鄉隔離，朝向兩者逐漸融合；從限制或歧視、從讓農民工自生自滅的漠視或地方衙門攤派和變相勒索中，到人文關懷和扶助。

　　保障權益　改變法律傾斜

　　農民工40條，是農業、農民、農村宏觀政策的一部分。胡溫的決策思路，在於以人為本、城鄉統籌，創造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本欄稱它是胡溫新政的一個亮點，是因為它有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五大“政策特色”。

　　一是確定全盤政策的取向：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推進；逐步改變農民工與市民的身份差異。

　　二是逐步改變對農民工與城市產業工人的法律傾斜、制度傾斜。農民工享有城市職工休息、休假和法定假日加班補償的待遇(第7條)，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範圍(17條)，是法律、制度下平等的啟步點。

　　三是農民工納入官方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20條)，包括農民工子女可享與城市居民子女平等的義務教育(21條)；規範地方政府的相關職能。

　　四是官方對保障農民權益的承諾(25至30條)。

　　五是關注並引導農民工“全面提高自身素質”(37條)。除官方提供職業培訓、就業輔導之外，還要求農民工注重並提高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生活文明等。

　　地方政府　不要再做老賴

　　40條雖有政策的人道元素，但可否全面貫徹讓農民工獲實惠，留下難解的懸念。對於地方政府能否糾正法律、制度層面的傾斜政策，把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一視同仁，不再拖欠工資，許多經濟學者和農民工尤為懷疑。

　　疑慮源自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鄉鎮政府的公信力偏低，其建築工程項目常拖欠農民工薪金，是農民工心目的頭號“老賴”──賴帳或拖欠。

　　孟子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地方政府行為不得人心、群體抗議事件頻仍，應反躬自省，糾正“老賴”心態，以誠信和公共服務建立良好形象，才能使農民工心服。

　　國務院和省級政府落實40條，當務之急是以契約關係整合秩序文化。在法定契約之下，勞資雙方的利益、責任，都有法律和制度的規範、秩序的約束，這是建立誠信社會的基礎。

　　整合秩序文化，必須從徹底整頓吏治入手，吏治腐敗、貪污勒索猖獗，社會必然脫序，如荀子謂：“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