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在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闡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1-2006)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構想。中共中央黨報稱這份報告，傳遞“貼近民生”的訊號。

　　溫家寶的報告，如1月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情繫三農，把解決農業、農民和農村的“深層矛盾”，置於“各項戰略任務的首位”。

　　本欄對它的解讀是，凸顯傾斜政策的大轉變。從城市支援農村的反哺政策，到基礎設施投資適度向三農傾斜，在在說明胡溫新政的一個內涵──正視並解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滯後現象”，緩解農村民怨。

　　上有政策　下有尋租對策

　　源自韓國七十年代新村運動的“建設新農村”，是繼包產到戶、鄉鎮企業、進城務工之後，農業和農村變革的第四次浪潮。所謂新農村，定位於“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是在費改稅基礎上的開拓性構想。

　　為新農村建設的啟步，胡溫增加對三農的投入，今年的全部“支農開支”將接近3,400億元，增幅超過百分之14%。投入三農的公共財政，將向農村基本設施如農田水利工程傾斜。

　　農村基本設施的“欠帳”太多，公共財政的投入即使不會因幹部貪污和挪用而流失，也要有時間的積累才能見到明顯效益，當前農民能獲得的實惠很有限，農民的“脫貧”或“奔向小康”，還要靠自力救濟──比較可行的是進城務工。

　　胡溫的建設新農村構想，能否貼近農民的利益，是難解的懸念。政令不通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早已成為吏治腐敗下的常態。原來好的構想、改善農民處境的政策，到省、市、縣、鄉鎮便層層走樣，很多還“變味”。2002-2004年的城市化運動，原是想擴大農民的就業空間、讓農民逐漸取得城鎮戶籍改變身份，但地方政府(特別是市、縣、鄉鎮)和官員與地產商串通一氣，以城市化為名掀起“圈地運動”，把農民承包的土地圈入“新市鎮”範圍內，非法以廉價甚至“零地價”奪取土地，隨之而來便是“野蠻拆遷”。

　　這次圈地運動，使權勢階層的權力尋租大有收穫，社會上增加了一批暴發戶；6,000萬農民則失去土地，有的還失去家園。上訪熱和群體抗議活動頻頻發生，便是圈地運動和當權者“尋租現象”的後遺症。

　　新烏托邦　扛鋤頭乘電梯

　　對於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說，官方描述的新農村美景，是遙遠的烏托邦。他們眼前面對的，可能是縣、鄉鎮、村幹部的變相攤派和“野蠻拆遷”。

　　如果缺乏有效的防範機制，現在的“新農村建設”或淪為又一次的圈地運動，使地方政府、貪官污吏和奸商獲暴發機會。即使官員克制權力尋租，也可能因“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亢奮，以“美化農村”為名，向農民變相攤派金錢、工役，建新洋房群、修大而無當的廣場等。

　　“建設新農村”的一些試點縣、鄉鎮，已出現“香港高樓熱”，在“統一管理”的名堂下建十幾、二十層高樓，強制農民拆舊房搬入“香港樓”，雞鴨鵝也住高樓“享社會主義幸福”。還有的鄉鎮強制農民舉債建“別墅”，荒山下的“別墅群”遠離農田而無人居住。

　　列寧說，蘇維埃政權(共產黨政府)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中國大陸的農村土霸，則把農民扛鋤頭、提鐮刀進出電梯稱為“社會主義優勢性”，比列寧想得還“甜美”。這種“新農村”，相似毛澤東強制農民入公社、砸飯鍋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叫喊“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

　　當務之急　是水醫毒教貧

　　孟子謂：“民事不可緩。”如今中國大陸農村不可緩的“民事”，是水、醫、毒、教、貧。3億農村居民的飲水不安全，八成以上居民在醫療保障網之外；工業污染、農藥殘留造成土壤惡劣化，重金屬含量太高和污水危害居民健康和生命；義務教育未上正軌，高中和大學收費太高剝奪農家子弟入學機會；絕對貧困和貧困邊緣的人口多達7,400萬，如按聯合國的貧困標準(每人每天不足1元美金)，貧困人口超過1億，白居易詩中的“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並不鮮見。

　　中共地方黨委和政府“解決民生”的當務之急，是上述的“五難”，而非合併幾個村拆遷民房，強制農民“集中居住”在新洋房中。靠攤派去蓋洋房擺“新農村”的門面，只會加劇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