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傳部最近下令，要堅持“唱主旋律”的輿論導向原則，不舉辦紀念文革40周年活動，各地媒體不得有“自選動作”。較早前，中宣部查封《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關閉了一批民間網站和抵制個人崇拜的雜誌。這一系列的“清場”行動，令胡錦濤背了黑鍋，有人以為他思想僵硬，懷疑他的新三民主義、和諧社會論。

　　《中國青年報》資深編輯則認為，胡錦濤比較開明。冰點周刊前主編李大同曾在一封公開信中說：“親身感受了從胡啟立同志開始，王兆國、胡錦濤、宋德福、李克強等歷任團中央書記的領導風範，他們都經常來報社，或做講話，或在編輯部串門聊天。”

　　比較開明的政治人物與封殺行動，是很大的落差;；這種落差的背後，是“太上皇”遙控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總書記管不了中宣部。這是早就有的政治奇觀。

　　未必共舞　趙紫陽只能罵

　　自1978年以來，中共中央宣傳部有7任部長：胡耀邦、王任重、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丁關根、劉雲山，大都任期很短，丁的任期最長達10年。

　　7人中，除胡耀邦和朱厚澤，都是左的或極左的人物。

　　繼胡耀邦任中宣部長的王任重，在文革前就是“左將”，以湖北麻城畝產10萬斤的“豐產衛星”、大飢荒時攔截重慶輸糧船“借糧”聞名；七十年代末任國務院農委主任時，抵制萬里在安徽試行的包產到戶。

　　王任重之後的鄧力群，為王震的新疆時代親信。被政界人士稱為“左王”。他與胡喬木一直推動極左的反自由化，抵制胡耀邦，使胡耀邦建立寬鬆、寬容社會生態的構想備受干擾。

　　朱厚澤之後的王忍之也是“老左”，與總書記趙紫陽“不咬弦”。趙倒台後，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楊繼繩說：“我當總書記，組織部長我能動嗎？宣傳部長我能動嗎？不能。對宣傳部長王忍之我很不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343頁)。

　　兩人是否合拍　關乎理念認同

　　中宣部部長與總書記是否合拍，關乎理念認同、人格，也多少牽涉政治血緣、利益、品德。

　　在1989年6月前，胡耀邦、趙紫陽先後任總書記期間，唯一與總書記合拍的中宣部部長是朱厚澤，他和胡都是堅定、有魄力、具思想深度的改革家。改革理念的認同和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們走得很近。朱是由胡推薦、經鄧小平同意而主持中宣部，這是兩人密切合作的另一因素。

　　1992年以來的兩任部長，是接替趙紫陽者選拔、重用的親信。他們的合拍，與保守或左的政治理念有關，都鼓吹穩定壓倒一切，持唱主旋律的輿論導向觀；其傾斜政策，是強化對思想、宣傳、文化的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這種控制模式，與樹個人“豐碑”一類的宣傳活動息息相關。

　　仍是垂簾聽政　名與實有距離

　　在任的總書記管不了中宣部部長的原因，趙紫陽講得很清楚：站在政治舞台前台者，受制於幕後的老人。說白了，就是無法擺脫垂簾聽政的格局。

　　垂簾聽政是早已存在的事實，是抹不掉的“存在”。胡、趙當總書記時，決策的最後拍者都是大家長、軍委主席鄧小平，他下面還有二家長陳雲。總書記徒有虛名，而沒有與職位相稱的完整權力；虛名與實權的差距，顯現總書記的虛擬化，真正的總書記是軍委主席或仍能幕後操控者。趙對楊繼繩透露，他是“大秘書長一個”，“兩個老人意見不一致，總書記很難當。”(上引圖書341頁)。

　　1989年6月後，小平是沒有職務的“普通老百姓”，但透過角色替代──先後讓楊尚昆、劉華清實際控制軍委會，而產生“後影響力”，操控了重大的決策。直到1994年，他仍“圈閱”重大決策的文件。

　　1989年後的總書記比胡、趙幸運的，是1995年鄧小平病重而不能過問政事、陳雲病故，彭真也在1997年病故，他得以建立個人的“王朝”。而胡、趙並無“王朝”。

　　現在的北京政治格局，與1989年後的一段時間相似。較早前，北京政壇有“江五塊半”之說，軍事、宣傳思想、外交、台灣、港澳工作和“半塊”政法，都在江操控中，近期則有“兩桿子”說。胡、溫的伸展範圍較廣了，但決策自主空間仍有限，備受牽制，舉步維艱。

　　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共中央主導經改頗有進展，經濟一直處於高增長，民眾日常生活的“自由度”漸漸擴大，但高層權力格局長期處於“非常態”，政界一直有“前台中央”和“幕後(影子)中央”之說。

　　《舊唐書．睿宗本紀》謂：“法不一則奸偽生，政不一則朋黨生。”近幾年的北京政壇，開明與保守交錯，穩定壓倒一切之論與創新觀並存，凸顯胡、溫的難處；而人際網絡因素日益重要，個人崇拜、形式主義、官場腐敗日趨嚴重，恰是“政不一則朋黨生”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