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權力體制，早有些制度斷層，決策透明度低，形成黑箱化的特色，權力運行中出現的新景點，也就常有“草色遙看近卻無”(韓愈)的混沌。如何打開黑箱，越過混沌之域，為北京官方釋放的政治符號解碼，並非輕鬆之事。

　　北京官方日前出版《為了世界更美好》，舉行規格頗高的發行儀式。這是中共前任總書記樹個人“豐碑”的後續活動，引起各地傳媒關注。有的說，他將“重出江湖”；有的則說，他將影響十七大的高層權力安排。他們過去常說的“胡錦濤時代”，已久未提起。

　　依中共全代會的“傳統慣例”，十七大前有政界稱為“投江靠湖(胡)”之景，不足為奇。但是，年過八十的前總書記不可能“回朝”，也不需要重回權力的前台。只要維持過去4年的角色替代格局，他便可以保持後影響力；如非“與馬克思見面”，說不定還有三、五年的“餘暉”。

　　後影響力　形成垂簾聽政

　　1980年以來，中共中央高層的權力景觀十分奇特。除了1995-2002年──鄧小平從重病到亡故、第一代元老凋謝期，總書記都沒有與職務相稱的完整權力，並非決策的最後拍板者。這種名與實的落差，映現古代封建王朝常有的垂簾聽政圖象。

　　在八十年代前期，胡耀邦是名義上的中共最高領袖：在1980-1982年任中央主席(主席制)，在1982年9月十二大後到1986年底當總書記(總書記制)；1987年初到1989年6月，趙紫陽是總書記。在這9年中並沒有所謂胡耀邦時代或趙紫陽時代，只有鄧小平時代。在9年之後，鄧小平的大家長權威地位持續到1994年。他能緊握決策的最後拍板權，是因為控制了軍委會；他於1989年11月辭去軍委職務後，透過角色替代(楊尚昆、劉華清先後實際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產生後影響力。

　　胡錦濤於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後任總書記，但前任總書記仍任軍委主席至2004年。他像鄧小平一樣，早有角色替代安排，營造了後影響力；在十六大前，他的許多親信“突擊升官”，大大牽制了胡錦濤、溫家寶。

　　在十六大後，前總書記的後影響力，以下列三大權力景觀為標誌：一是9個政治局常委中，有“江集團四大金剛”──主持書記處工作的曾慶紅、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黃菊和政協主席賈慶林。二是政治局25個成員中，政治血緣有“江”標記的超過四成，在書記處座位比例更大。三是黨政軍領導機關的“機要職務”，都是政界人士所稱的“鐵桿子保皇派”──保“太上皇”的實權派，從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軍委辦公廳主任，到國務院秘書長、人大秘書長，無不是“江親信”；其中，有他的秘書和侍衛官。胡、溫的動靜均在“太上皇”的“監察”中，這是遠遠精細於鄧小平的垂簾聽政。

　　不會回朝　扶持後輩上馬

　　正因為有全盤的角色替代，有後影響力左右決策和施政的深入滲透，前任總書記並不需要回到政治局；在年齡邊界無法鏟除之下，也無“重出江湖”的正當理由。

　　1997年的十五大，把中央委員的年限定為68歲，超過68歲仍未下來的，只有“特殊例外”的前總書記和“陪讀書式”的華國鋒；2002年的十六大，把年限改至67歲。這種職務年限，本欄稱為年齡邊界。到2007年時，前總書記屆81歲，怎麼還能越過年齡邊界“重出江湖”?

　　他寄望的，恐怕也不是“回到從前”。從這幾年釋放的政治符號去解讀，在2007／2008權力重組中，他的著力點是繼續出版樹立個人“豐碑”的書，並扶持“保皇派”在高層和地方政壇取得或鞏固實權，還要安排弟子階層的角色替代──有些代表人物如黃菊、曾培炎，將因年齡邊界而退出政治局。

　　前朝核心人物信賴的那群人，自也期望他還能在十七大前後發揮“餘熱”。這種“保皇”取向，與追求“大樹底下好遮陰”的權力生態息息相關。

　　杜甫(712-770)詩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在中共權力體制下，制度化脆弱，政治血緣和上層關係，是構建“權威確認”和“權威保護”優勢的重要政治資源，許多人追求“大樹底下”的“安全感”，原也很自然。

　　投江靠胡　權力磁場常態

　　在十七大權力重組前，有四種背景的人是強勢的競爭者：江集團、團系、地方實權派、中央部門主管中的優勢人物。其中，江集團新海派和中央團系的權力景觀，尤受政界關注；中央團系的優勢人物，與胡錦濤有政治血緣。

　　現在上海當權的新海派代表人物如陳良宇等，具學歷優勢，有豐富的“上海經驗”，有建設、管理大都市和辦洋務的系統經驗優勢，有把上海建成亞洲金融、博覽中心之一的抱負。但幾乎都沒有上海以外的地方資歷，鮮有中央部門的台階，這是他們的弱項。

　　此外，上海的幾宗腐敗大案如周正毅案，竟只定性為詐騙性質的小案，判刑甚輕；他大量遷拆建房及其後台的事未被追究，以致引起社會大眾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