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奧的八八匯演，帶出人文意涵“和”與“天人合一”，使“和諧”成為大陸傳媒的熱話題。
評論多緊貼京奧與中國崛起的“主旋律”，鼓吹愛國大團結；往往把和諧視為“高度統一”的集體主義、輿論一律的“國家意志”。這種尋求高度集中、統一意志的觀念，與古代思想家和諧觀的經典意涵相反。
古代和諧觀的要義之一，是孔子的“和而不同”、史伯的“和實生物”，如本欄8月13日文《京奧八八匯演 舞出一個和字》的解讀：“和諧，不是鄉愿，不是一言堂式的統一，要有存異的包容。……只有和而不隨便附和、盲從，只有和而不流俗，才能獨立思考，維持社會正氣和協調發展。”
解讀古代和諧觀，不能避開和實生物論。本文把它放置於當代的社會語境，試詮釋其經典意涵，思索“高度統一”下的極左之禍。
和實生物 陰陽調和繁盛
大陸報紙和網站近期評古代和諧觀，甚少觸及史伯的“和實生物”。
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政協主席任內外訪演講，曾引述“和實生物”鼓吹社會和諧，但未解釋其意涵。由於“和實生物”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命題，少涉獵歷史典籍者難免有晦澀難懂之嘆。如把它放置於當代的社會語境，以政治學的視角解讀、伸延，或可讓讀者較易“理解”。
在西周末期周幽王時（前781－前771在位），擔任太史的史伯應召於王室封君鄭桓公（周厲王少子、周幽王朝的司徒），評論“王室多故”的原因。針對周幽王重用專精獻媚的奸臣、迷戀“妖姬”褒姒，他認為，朝政之失是因周幽王“去和取同”。
史伯提出和實生物的理念：“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這段話，記載於東周．春秋時的《國語．鄭語》；編撰甚佳的《中華文明史》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寫成《國語．周語》，是一誤。
史伯說的和、同，與春秋後期孔子（前551－前479）說的“和而不同 “，是一樣的意思。和，指和氣，和平，互動、協調、互濟，融洽、暢順、和諧；同，指惡慾（惡行）相同、臭味相投、朋比為奸、媚俗合流。這裏的“同”，與求同存異的“同”意思不一樣；後者是指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各方有共識，在凝聚共識中包容差異，以達致協調（大同小異）。
史伯認為，以此一物與彼一物“雜處”，而產生互動、調和，就是“和”（以他平他謂之和）；有“和”，就可能促成物資豐富、社會發展，並使民眾享有成果從而贏取民心（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假如以相同之物或意見，湊合成相同性質的東西或“輿論一致”（若以同裨同），用盡了就只能拋棄（盡乃棄矣）。因此，以前的君王以土與金、木、水、火摻雜（雜處），促成陰陽調和、百物生長繁盛。
高度統一 缺乏事物制約
史伯的和實生物論，源自約在西周初期正式成書的《易經》；它的陰陽、五行之說，對史伯頗有影響。
和實生物論強調事物的相對性、差異性；在“不同”（存差異）的相雜（交錯）、互動中，有牽制，也有吸納、調和或創新。
把和實生物論放置於當代的社會語境去詮釋，“以同裨同”是同一元素的簡單重複（或粗放型的“意見一致”、對家長意志的逢迎），並不創造新的有生命力的東西；而陰陽的交錯，剛柔的互濟，則激活萬物，並達致事物之間的和諧、共生──包括創造不超越自然環境承載力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這就如《易經》的剛柔互濟說：“剛柔交錯，天文也”（賁），如《易傳．繫辭》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男女構精，萬物生化”、“物相雜，故曰文”；也就是孔子說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20年）孔子理想中的“和”，是中庸之道，剛柔、寬猛互濟的中和之美。
以辯證法的視角解讀，和實生物論是樹立事物的對立面，而尋求“對立的統一”。所謂對立，只是“不同”的相雜和制約，而非“你死我活”的惡鬥、排斥；所謂統一，不是“以同裨同”，而是互動、吸納後的協調、共生。
和實生物論自可伸延於近代、當代的優生論。自英國高爾頓（Prancis Galton 1822－1911）提出優生學後，1949年前的中國或1949年後的大陸、台灣，在民法通則或婚姻法，都規定三等血親內不得結婚，原因是血緣太親生的孩子，先天殘障的風險極大。此外，有些民族、地區禁止或勸止表兄妹聯婚，而大學教育也有消除“近親繁殖”之論（學士與碩士、博士的修讀避免在同一學校同一群教師之下，而應分段易地或易校、易師）。這類理念，與和實生物論特別是“同則不繼”之說，有歷史的親緣。
在當代政治中，“以同裨同”的“高度集中”之禍，“同則不繼”的施政，有太多的實例。除了希特勒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失敗之外，毛澤東個人崇拜時代的施政，是絕對服從家長意志的“以同裨同”。從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到文革，毛澤東都不容模式、意見的差異，以殘酷的整人懾服民眾和幹部，達致“高度統一”（故有全民煉鋼、群眾專政之舉），造成社會經濟的災難。
九十年代以來，“同一”的粗放模式──GDP亢奮下的高增長，導致自然環境惡化，留給胡溫新領導層的“沉澱物”和民怨太多。
沒有包容差異的政治器度，何來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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