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大仲馬（1802－1870）的小說《基度山恩仇記》，及同名的電影、電視劇，是許多港人熟悉的作品，也獲中國大陸不少讀者的喜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度山伯爵的復仇模式，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抗爭的“新事物”；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社會變遷。
基度山復仇模式的實例，一是貴州甕安縣上萬民眾包圍縣政府和公安局，燒毀一些警車和辦公室洩憤（貴州甕安六二八事件）；二是北京年輕人楊佳闖入上海閘北公安分局，以利刀捅死6個警員（上海閘北七一事件）。
本文探索個人或群體抗爭模式的變化及其意涵、基度山復仇模式背後的民怨。
從吞農藥 到天安門自焚
對於遭迫害、繫冤獄、維護合法權益（維權），民眾（主要是農民）的申訴或抗爭，可粗分為三大階段。
2003年以前是第一階段，申訴或抗爭的手段是上訪：從越過鄉鎮、縣到地級市的申訴，到直接向省、中央投訴。到北京的上訪者大增和久不回鄉，衍生了奇特的“上訪村”和上訪流浪漢。
在這個階段，不少被鄉村官吏苛刻攤派、欺凌的農民，以吞劇毒農藥自殺，或跳河了結生命。這是無聲無息的死──“悄悄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
2003、2004年是第二階段，弱勢群體走投無路時，往往不再是無聲無息的死，而是千里迢迢到省城或北京自焚（或其它方式的自殺），讓媒體傳播他對鄉村土霸的“控訴”。最轟動的，是安徽池州市青陽縣蓉城鎮農民朱正亮，因遭圈地迫遷上訪不得要領，在天安門廣場金水橋自焚而重傷。在他之前，南京居民翁彪因住宅被“野蠻拆毀”而自焚死亡。
在這階段，個人上訪之外還有群體抗爭；或是集體上訪、請願，或是集體阻撓圈地和“野蠻拆遷”，爭取合法權益。
最近兩三年，是第三階段，少有靜悄悄的自殺或在公眾場所自焚；代之而起的，是大規模的群體抗爭或基度山式的復仇。
籌劃復仇 呼喚社會關懷
基度山式的復仇，與純為揭發官吏貪腐和維權的群體抗爭不同；它有復仇的強烈意圖，如楊佳、胡文海的復仇。
楊佳和山西晉中市榆次區農民胡文海，不像基度山伯爵那樣有他人贈送的大筆財產，復仇行動不涉及“上流社會”，但蒙受凌辱或冤屈、殺人前的精心準備，卻與基度山伯爵有相似之處。
楊佳在山西遭警察無理扣留、毒打，牙齒被打壞；在上海閘北遭巡警懷疑偷自行車，受到不公平待遇，萌生報復之心。中國大陸不少網友表示，同情楊佳的不平遭遇，甚至把他的殺人視為英雄行為。本欄不以為他的行為恰當──以暴力對付內勤文職人員實際是殺害了無辜；但他確是“視死如歸”，明知後果而行動十分鎮定，折射復仇的決心。解讀其親屬和律師的談話，其復仇的意涵是呼喚社會正視公平、公正和人的尊嚴。
較之楊佳，胡文海的復仇更承載了他自認的使命──喚醒社會關注弱勢群體遭受欺凌、貪官惡吏侵害民眾權益。
走上復仇不歸路的胡文海，殺死村的中共黨支部書記等貪腐惡吏14人，在法庭審判時自辯：“歷任村幹部貪污受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等企業上交的400餘萬元被他們瓜分。四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單位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我們到哪裏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說話呢？……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
在胡文海看來，生命的價值在為民請命，挺身而出揭露真相並遏止農民的悲劇。
積怨太深 沒有說理之處
不管是基度山式的復仇，還是大規模的群體抗爭，都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的必然發生，早在獨立思考的學者、了解現實的農民意料中。
上海曹錦清教授深入河南考察農民實況、寫成的《中原記事》一書（內參版），記述受訪者的話：“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一村民談起貪官污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一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一個衝擊縣、鄉鎮政府，將這批貪官污吏殺光。’這當然是氣頭上的話。”
貴州甕安六二八事件，倒印證了這段“氣話”。
群體抗爭、警民衝突頻仍，關乎圈地運動導致6,000萬農民失地，貪官惡吏大肆貪污、以公權謀私利，警察的“拳頭出罪名”導致冤獄纍纍等。甕安事件後，貴州省委書記提及要“為群眾提供暢通的訴求渠道，使群眾有話有處說、有理有處講。”凸顯下情不能上達，積聚民怨太深。
《管子．經言》謂：“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緩和地區的“社會危機”，得先釋放民怨、紓解民困；還得動真格整頓吏治、任用關心民疾的賢人，才能長治久安(修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