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五一二大地震”災難的陰影還未過去，“五二六大水災”接著而來，災區範圍與災情正擴大，至6月16日，受災人口超過4,000萬。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幾乎年年有大水災或大旱災；每次的大水災，都被稱為“五十年一遇”或“一百年一遇”，大量災民失去家園甚至生命。
水、旱和地震災害之外，還有地質災害如山體滑坡、泥石流，導致居民傷亡和經濟損失；國土資源部透露，受地質災害威脅的人口3,500萬。去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2,400億元，接近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居全球第三。
水災頻仍，與天氣異常有關；而天氣異常，又非純自然的因素。資源和生態的過度“透支”，粗放式工業化和好大喜功政績工程對環境的破壞，導致自然生態環境惡化，是不可忽略的人為因素。
生態透支 超越承載邊界
大洪水是無法避免的自然災害，所謂“人定勝天”只是浮躁的“神話”。不過，在災前的防範和災後的應急中，人的智慧足以減低災難程度，盡力避免自然災害與人禍交纏。
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面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極限；這種極限，本欄稱為承載邊界。《易經》謂：“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所謂節，以當代生態學的視覺解讀，就是不超越承載邊界。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的長期高增長、GDP的亢奮，超越承載邊界。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使資源型工業城市如東北煤、鐵名城撫順、阜新、本溪等，陷於資源枯竭之困；更多的城市和農村，自然生態環境失衡。
廣東社會科學院關於人口與資源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GDP的增長，依賴“透支”資源和環境而實現的，佔一成八。
“透支”（超出承載邊界）加劇生態的失衡，以水土的大量流失為一大特點。
中國的森林覆蓋率一直很低，1981年是12%，現在為18%，遠低於全球平均水準，以致森林保持水土的能力薄弱；資源(煤、地下水和植物資源如冬蟲草、髮菜)的掠奪式濫採、工業的大肆污染，加劇水土的流失、氣候的異常變化。
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水土流失面積367萬平方公里，佔三成八；沙漠化面積262萬平方公里，佔二成七；沙化面積170萬平方公里，佔一成八。大量的水土流失，是江河、湖泊水旱頻仍的一個原因。
病庫險庫 水利設施殘舊
大量的水庫，因建造素質低、水土流失、泥沙淤塞而成為病庫、險庫，每遇大洪水、地震便有塌壩之險。
全大陸的水庫，有四成是病、險庫。在農業大省山東，小水庫有5,300座，病、險庫竟超過4,100座；新華網透露，在交通要道、村莊，“它們是居高臨下的頭頂庫，險情年年發生”，“絕大部分修建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始建標準低、質量差，經多年運行老化失修嚴重，存在較多安全隱患。”
水利設施不足或殘舊，制約農業生產，增加洪澇、乾旱的發生率，加重水旱的災害，農民無法走出“靠天吃飯”的困局。
今年3月人大年會期間，安徽一位人大代表提及水利設施落後：“過去已建的水利工程，由於長期運行、洪水毀壞、工程老化，大部分耕地灌溉沒有保障，一些地方引不進、排不出、灌不上，澇來一片汪洋，旱來赤地千里。”
休養生息 還得整頓吏治
朱鎔基、溫家寶先後主持內閣，有重農的理念，施“多予少取”的政策，如同東漢．張衡（78－139年）在《東京賦》的描寫：“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體恤農民的勞苦、疾病，讓他們休養生息。而退耕還林一類的措施，則有助於治理環境。
但是，地方官場腐敗，水利和惠農的資金被截留、挪用，衍生豆腐渣，農村應對天災的能力脆弱。緩解三農危機和“減災”，還得大力整頓吏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