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地上，天災頻仍。從年初的一一二雨雪（凍雨凝雪），到汶川的五一二大地震，再到近日南方12省的大洪水，導致9萬人失去生命、40萬人受傷、數百萬人流離失所；許多災民陷於“屋漏偏逢連夜雨”之困，境況淒涼。
地震、洪水、乾旱、雪災，古今有之，是無法迴避和“抗擊”的自然災害。所謂抗震、抗洪、抗旱，只是一廂情願之說。面對自然災害的威脅，當政者和民眾只能在防備、減災、善後方面著力。
在災難之後，正視、思考天災與人禍的交纏，回視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天災警示觀”，是撫平災難創傷不可或缺的“思維工程”，為日後的減災樹立“參照”標誌。
山崩地裂 百川沸騰成災
《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云：“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最早描述地震的文學作品。《詩經》和《尚書》成於《管子》、《國語》和孔子、孟子、荀子著作之前，後者頗多引述前者。
《國語．周語》提及周幽王2年（前780年）三川（涇水、渭水、洛水，今西北地區）地震，引西周大夫伯陽父語：“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意謂“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意謂“地下”），川源必塞。”
這段歷史記載，既有地震發生的地點和破壞，也觸及地震衍生的災害。
將這兩段歷史文獻套到8級的五一二大地震，讀者不難從電視的現場視象，將《詩經》中的圖象“解碼”：江河洪波激盪，高山峻嶺崩塌；高高的山崖峭壁，陷為谷地；深山的谷地，因山體滑坡衝來的泥石流而成為小丘陵。
汶川的五一二大地震，是地殼運動的自然現象，如本欄5月21日的描述：“印度板塊與歐亞板塊的地殼運動，受到四川盆地的地塊強力阻擋而釋放巨大能量，在成都平原與川北山區之間破出一條斷裂層。”
這就是伯陽父說的“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
伯陽父提到的“川源必塞”，是現在說的地震次生災害──地質災害之一：山體滑坡的泥石流，導致江河（如岷江、嘉陵江）的一些河段堵塞，形成堰塞湖（五一二大地震後有34個）。
天災警示 順自然行德政
西漢經學家、文學家、目錄學家劉向（劉邦弟弟之後代），曾任諫議大夫。據班固的《漢書》，他向皇帝進諫，引上述的《詩經》，以“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的地震、雨雪、水旱之災和“夜中星隕如雨”，論及從厲王到幽王的西周末期衰敗，勸朝廷正視天降異災、多行德政。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諫議大夫的“天災警示觀”之一。
古代的“天災警示觀”，或可粗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把頻頻發生的大天災，視為天怒、天怨，針對君主而言是“天譴”；又把大災難視為改朝換代的先兆。如周幽王時的三川大地震，聯想到周朝失政、幽王狂迷褒姒，以致幽王11年（前771）周都鎬京（今陝西西安）為犬戎所破，幽王被殺，后褒姒被擄，平王東遷洛陽以為東周之始。
第二種，是從自然現象、自然規律的視角去解讀天災。他們認為，當政者施政要順應自然，對天要有敬畏之心，慎審行事，讓民眾安居樂業。如《易經》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
第二種的“天災警示觀”，著墨於順乎天意／天道，重天、地、人的關係與和諧；這種和諧的動力源，是天意／天道，包含當權者的德政──厚德恤民，如《晏子春秋》言：“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明神之主。”
把古代思想家的理念，引申到當代的環境生態、政治生態，所謂順天、順民和“節”可詮釋為：施政要以人為本，利用天時、地利發展生產，讓民眾安居樂業，而不超越自然環境的承載力，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在自然與人的協調中，改善自然環境，減少因生態惡化帶來的災害。
胡、溫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有人與自然和諧的願景。
回顧歷史 思索減少人禍
五一二大地震是無法抗擊的自然災害，但它與人禍交纏。
前朝的工業化城鎮化好大喜功，“上馬”項目超出資源、生態的承載力。長江上游自然生態長期受破壞、水土大量流失，官方整治污染的力度低，使江湖、山坡對天災的抵禦能力日益脆弱；地震後的山體滑坡和堰塞湖的形成，就關乎震前的生態惡化。
官場的腐敗，也加劇生態惡化，導致防備天災能力的下降，這都是震前的人禍。
中小學的“豆腐渣”，導致大量少年兒童在地震中喪生，更是無可饒恕的人禍。
回顧歷史，重視古代的“天災警示觀”，有助思索減少災害和人禍、落實科學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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