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糧食價格狂飆。第一大米出口國泰國的中級大米，3月份突破每噸500美元，4月初更超越700美元，幾個月內漲了1倍。有分析師稱，1噸大米1,000美元是市場的預期。這如同1桶石油破100美元一樣，人們對“食貴米”似已有“心理準備”；《印度時報》3月31日頭版文章斷言：“低糧價時代終結。”
前幾天的八國集團（8G）部長會議，原無糧食的議題，但全球糧價竟成為“臨時插入”的話題；有部長建議，7月舉行的8G高峰會議，應討論糧食危機。
對於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或非洲貧窮國家，這種危機的影響至深。世銀剛發表的東亞經濟分析，稱東亞面對糧食、石油價格飆升的壓力，可能強於美國的次按危機。
中國是糧食消費大國，糧食供應、價格的波動，足以影響社會穩定，這就是中共第一代革命家陳雲說的“無糧不穩，無工不富”。
全球糧食的供應偏緊、價格飛漲，自是中國面對的新挑戰；但相對於周邊地區，中國的風浪小；糧食供求大致平衡，糧價升幅較低，農民還有餘糧賣不出去。
本文略析中國面對的“外部環境”變化和壓力，在中央集權之下實際存在的“統購統銷”體制、糧食儲備，也述評國務院的補貼政策、農民賣糧難與經營風險。
中國威脅 還是威脅中國
外國有人提“中國糧食威脅論”，說13億人口要吃飽，需大量進口糧食，導致國際糧價上漲。這是“想當然”。
“中國糧食威脅論”站不住腳。中國有糧食出口，去年出口約990萬噸，進口160萬噸，出口的是穀物（稻、米、小麥），進口的是大豆。中國是穀物淨出口國、大豆淨進口國，佔全球的比例低，不可能左右國際糧價。相反的，中國市場的油脂上升幅度極大，是受“外部因素”的牽動。
中國的GDP高增長，需依賴大量初級產品的進口，對石油、鐵礦石的需求尤大。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已超過45%；進口巴西等國的鐵礦石，並沒有議價的“話語權”（巴西淡水河谷的鐵礦石今年漲六成半）。這些初級產品和糧食的國際價格上漲，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CPI都有或大或小的影響。如進口石油的價格大幅上升，不只拉動工業成本，也導致交通運輸價格上升，從而推高農產品產、銷的成本。這是謀求經濟持續增長面對的“外部環境”。
充實儲備 補貼農民種糧
相對於能源、鋼鐵業，糧食的供應和價格受“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小。
受全球“糧食緊張”的衝擊程度較低，一是因為保持糧食的自供自給；二是因為官方糧食儲備充裕，確保糧食的安全保障。
自2003年組閣以來，溫家寶注重糧食的“適度儲備”。糧食儲備量佔全部消費量的百分比，去年約35%，遠高於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定的18%。每年的周轉儲備糧約在5,000萬噸上下，足以保障13億人“食有糧”。
近幾年，溫內閣向農民提供種糧直接補貼和種子、農機補貼，今年還增加了金額。最近，發改委和財政部、農業部等發出51號文件，公布提高穀物的最低收購價。這些措施，旨在鼓勵農民種糧，保持穩定的糧食產量。
農民艱困 仍面對賣糧難
儘管官方有糧食應急處置的實力，但農民、農業、農村面對的危機仍需著力緩解。
農民面對的生產困難，一是水資源不足，鄉村有8,000萬人和大量農田、牲畜缺水；二是交通運輸成本、農用工業品價格大幅上升，使種糧的收益甚低，農民的“增收”需賴家庭成員外出打工；三是鄉村土霸多，瞎指揮、貪污腐敗導致國務院的惠農政策打折扣，不少財政補貼被挪用。
三農的危機，還在於農產品收購價過低。在人民公社解體、廢糧票之後，糧食可自由買賣，但官方的中糧集團(國企)壟斷糧食的產、銷(佔八成)，實際仍存在統購統銷體制。
在國企壓價之下，農民議價空間很小，東北糧產區至今仍有“賣糧難”。國際糧價上漲、官方提高收購價（升幅太低），對農民帶來的實利很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