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霆案於22日由廣州中級法院開庭二審，檢方堅持援引刑法264條，要求以“盜竊金融機構”罪量刑，法官在控辯陳詞後未宣判。按刑事訴訟法（刑訴法）196條的規定，重審案將在1個月內宣判。
作者曾發表文稿分析許霆奇案，要點是：一，銀行ATM（自動櫃員機）出錯而多“吐錢”給客戶，並非客戶的盜竊行為，一審法院給許霆的盜竊金融機構罪不能成立；二，“罪刑法定”和“法無明文不為罪”（源自刑法第3條），是罪與非罪的裁定原則，許霆應無罪釋放。本文略析“走回老路”之困，法律條文(法條)和司法解釋的“滯後現象”，是導致許案困局的一個原因。
罪刑法定 法無明文不為罪
許案之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是二十幾歲的打工仔許霆，在廣州天河一家銀行取款，因ATM故障而多收了17萬5,000元，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在此案二審前後一兩天，恰巧有大案宣判，一是湖南郴州市（1月雨雪的重災區）副市長雷淵利貪污受賄約700萬、挪用公款2,600多萬，二審判處20年徒刑；二是山西臨汾市洪洞縣（以黑窯奴工聞名）礦主王東海等3人，因非法開採煤礦和特大礦難導致100多人死亡，一審判處無期徒刑。許多人把此兩案與許案簡單比較，對許霆處刑奇重“難以理解”，對法律和司法的公正有疑問。
許霆多收錢未退回銀行，是缺乏誠信的道德之失，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法院一審上訴後，廣東高級法院發回重審，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按刑訴法的“疑罪從無”原則，懷疑許霆盜竊金融機構，要有確定罪名的充分根據，並有適用的量刑法條（罪刑相適應──源自刑法第5條）。
1997年修訂的刑法和後來6次小修改的一小部分條文，未將ATM衍生的行為明文規定為犯罪。罪刑法定、法無明文不為罪，是許霆無罪釋放的法律依據；這樣的處置，也是尊重“疑罪從無”的刑訴原則。
一審法院硬以“盜竊金融機構”罪量刑，是“走回老路”，回到“罪名不夠反革命罪來湊”的毛澤東時代。
在過去，許多案件依家長意志、長官意志處置，在缺乏證據下以現行反革命之罪判重刑，剛病亡的李濤（曾任遼寧省副省長）就是受害人之一。
修訂法條 應重新司法解釋
廣州中院的二審，如仍裁定許霆的罪名為盜竊金融機構，量刑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這是依據刑法264條。
有公檢法人士說，一審是從輕發落（相對於判處死刑）；多收17萬元判無期徒刑，竟稱為從輕發落──時髦的名稱是“疑罪從輕”。這種滑稽的困局，凸顯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滯後現象”。
所謂滯後現象，一是指1997年修改刑法確定的264條量刑，與二十一世紀的現實太脫節。二是最高法院在1998年3月下達關於盜竊案的司法解釋，對“數額特別巨大”的量化也早已“落伍”；它是參照刑法383條對貪污案的處置：個人貪污10萬以上的處10年至無期徒刑，此法條的實際操作性已很低，極少貪污十萬幾千元者被判刑10年以上，貪污和來源不明財產上千萬的才有可能判無期徒刑。
人大常委會有法律的部分補充和修改權（憲法67條）、法律的解釋權（簡稱釋法），最高法院有司法的解釋權（簡稱法釋）。為了避免許霆一審重判的悲劇重演，前者應及早修訂刑法部分條文，使“新型”罪嫌的定罪有所據；後者則應重新“法釋”，權衡居民收入增長、通脹因素，調整“數額特別巨大”的量化指標。
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尚書》，主張明德慎刑，勿濫刑“亂罰無罪”（無逸）。推動司法改革的最高法院院長蕭揚，多次重申罪刑法定、反對“有罪推定”；“兩高”於2003年11月下達嚴格執行刑訴法的通知，強調“有罪依法追究，無罪依法放人”。這是對儒家慎刑觀的吸納。
慎刑的要素之一，是法無明文不為罪和“無罪依法放人”，正視“只抓不放”的“傳統習慣”。 |
